(一) “汗青—传奇”，是明清章回小说中的一个紧张体系。此派小说产于元末明初，肇基于《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这两部长篇巨著，以其头脑艺术上的巨大成绩，成为我国章回小说生长历程中的第一个岑岭。今后，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前期，涌现出一大 批踵武二书的小说。《西汉演义》、《工具晋演义》、《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残唐三代史演义传》、《杨家府世代忠勇普通演义》、《说岳全传》、《水浒后传》、《英烈传》等，就是此中有代表性的作品。 汗青—传奇小说在创作上的配合倾向，是取材于汗青。这一点，已成为公认的究竟。鲁迅老师《中国小说史略》就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及厥后出者称为“元明传来之讲史”。孙楷第老师《中国普通小说书目》，也把除《水浒传》之外的别的汗青—传奇小说列人“明清讲史部”。这些作品，或写历朝汗青，或写历代好汉，无不与汗青有千丝万缕的接洽。然而，表示汗青题材虽为汗青—传奇小说的紧张特点，但却不是其唯一的特点；别的，另有经常被人忽略的另一紧张特点，那就是无不表示出差别水平的传奇性。 汗青—传奇小说的传奇性，其主要标记，是史实的虚化。所谓“虚化”，是指人民群众、民间艺术或文人作家对汗青素材以艺术方法所举行的变异处置惩罚。处置惩罚后的史实，衍变为虚化的汗青，把汗青性与传奇性同一在一起。《新列国志叙》指出：“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普通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众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然悉出村学究杜撰”。这里所说的“杜撰”，就是史实的虚化，可不雅道人的这一归纳综合，反应了其时汗青—传奇小说创作的现实。史实的虚化，重要缘故原由是由于作家对抱负的寻求。晚清管达如《说小说》一文指出：“小说之作，以是颁发抱负；叙述汗青，本非正旨”。即一矢中的，捉住了题目的肯綮。同时，还应看到明清汗青一传奇小说中的多数作品，又是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联合的产物，成书之前，早就以话本、戏曲、传说等情势传播于民间。这些工具专讲听说性的汗青人物变乱，本非严酷意义上的汗青。到了明代，普通小说家或以之为蓝本，或以之为素材，对其形貌生动的故事亦多有撷取。除了文人作家的假造加工外，宋元讲史、别史、传说及戏曲的庞大影响，也势必导致汗青—传奇小说的传奇倾向。 史实虚化的会合表示，是艺术形象的超人化，由此形成汗青—传奇小说传奇性的另一 紧张标记。汗青一传奇小说取材于汗青，重要是演述历代“兴废争战之事”，反应锋利庞大的阶层才盾、民族抵牾和庞大政治、军事斗争，必定以勋名奇迹彪炳天壤的好汉为其重要人物，形貌他们的奇情侠气、逸韵英风，表示他们的好汉本性。好汉乃人中之杰。实际中的好汉，本具奇异与高贵之美。他们一身之美德勇武，献身于名标青史的伟业，历代人民出于对他们的热爱，遍及地传扬他们的古迹，加之民间艺人与进步作家的进一步抱负化，故而其形象比生存更高、更典范、‘更完善、也更奇异。如许的好汉形象，既植根于实际的泥土之中，又逾越于实际生存；既含有生掷中凡人的因素，又逾越于凡人；既有客不雅生存的实际性，又有主不雅抱负的理想性，是颠末虚化处置惩罚的性格完善、精力高贵、才干卓异、奇富丽伟的一种超人。他们的道德品格，无与伦比；武功聪明，绝伦超群；都非凡人所及，都超过于实际品德统计均匀数的极值，都闪烁着色泽醒目的传奇美。比方，三国好汉刘备之仁、关羽之义、诸葛亮之忠、张飞之勇，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就誉为高不成及的范例；以宋江为代表的水浒好汉，也不停被视为“忠义”之高标。又如武松将四五百斤重的石墩一抱、一撇、一提、一掷、一接而面上不红，心头不跳，口里不喘；岳飞文武并茂，博学多闻，神臂弓能开三百余斤，九枝箭从一孔穿出；俞通海在水中伏得八九个昼夜，流星锤索长三丈，转迁移转变折，挡着他便赴汤蹈火；穆桂英智勇双全尤擅骑射，披甲跃马大破天门阵，等等，其身手皆凡间稀有，令人叹为不雅止。除了圣君贤相、好汉好汉外，汗青——传奇小说中的某些反派人物，也同样具有“超人”性子，同样是在实际底子上颠末会合、夸大的逾越于实际的传奇形象。此中，风致卑贱心灵丑陋的，如曹操、高俅、秦桧、潘仁美等，都是奸恶品格的集大成者，从背面意义上说，也是凡人难以企及的一种范本。身手不凡、勇武过人的，则如吕布、高廉、史文恭、金兀术、哈密蚩、宇文成都、尚师徒等等，亦可谓超群绝伦，只管缺乏高贵的精力品格而不克不及像正面人物那样闪光，但就异于凡人而言，亦为超人形象之一种。 汗青—传奇小说传奇性的第三个标记，是情节的奇险化。情节的奇险，与形象的超凡血肉相联。在人物传奇性的形貌中，传奇好汉发挥超凡身手的举措，必定睁开为惊险古怪扣民气弦的情节，表示为好汉性格的生长史。金圣叹《水浒传》第三十六回批语指出：“此篇节节生奇，层层追险。节节生奇，奇不尽不止；层层追险，险不停必追……一篇真是脱一虎机，踏一虎机，令人一头读一头吓，不唯读亦读不及，虽吓亦吓不及也” 。实为对奇险化情节的正确的归纳综合。情节的奇险化，详细表示为两个方面：其一，从人物与情节的干系看，总是把主人公安排到一个个锋利辩论之中，使之履历存亡关头以及别的种种严肃的磨练，并运用一个个逆转掀起大波大浪，以造成猛烈的惊讶感，同时为表示好汉性格提供富厚多样的局面与充实详细的依据。其二，在布局构造上，则经常大量接纳偶尔变乱做为鞭策情节生长的契机与本领。《水浒后传》第一回明白交待：“这三十二小我私家散在四方，如珠之脱线，如叶之离条，再也不克不及摒挡到一处了。谁知事有凑巧，缘有偶尔，机括一动，辐辏团结……成了一篇五彩缤纷的话文。使人见之，一个个都欢乐鼓动，快意开怀，不禁击节称赏”，即为运用偶尔变乱创造传奇性情节的生动例子。生存中的偶尔变乱并不多见。作者在实际的掌握中，以更为偶合的情势，把稀有罕闻的个体的偶尔变乱，从稀释状态浓缩到逾越常情的水平，使之大大凌驾生存中大概出现的机率。从而大大引发了读者的传奇美感。 总之，史实的虚化、形象的超人化与情节的奇险化这三大要素的组合，形成为汗青一传奇小说的奇特的传奇性；作品的汗青性与传奇性两头并存，合而为一，表示为“汗青一传奇”体系的明显特性。 (二) 《三国演义》被视为演汗青之义的汗青小说，不外是传统的私见。现实上，它的传奇性也是极为显着的。汗青上，已有人指出这一点。此中，较有代表性的，如徐时栋的《烟屿楼条记》即云：“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三国志》最佳。其人博极文籍，非特借陈志裴注，敷演成书罢了。每每正史及注，并无此语，而杂史小说乃遇见之……”章学诚《丙辰札记》亦云：“《三国演义》固为小说，究竟难免附会……诸葛丞相，平生以审慎自命，却因有祭风及制造木牛流马事，遂撰出无数神奇诡怪……张桓侯，史称其爱君子，非不知礼者，《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关公显圣，亦情理所不近。盖编《演义》者……不脱传奇习气”。 《三国演义》的传奇性，表示在汗青素材的处置惩罚上，是史实的大量虚化。虚化的方法，大抵有四种。(1)按史实表面生发浪费，如“三顾茅庐”、“赤壁之战”、“七擒七纵”就是此中最为典范的例子。这些紧张章节，在陈寿《三国志》中，或叙述大略，或一笔带过，但在作品中却生长为极其富厚、极其生动的故事：情节的详细内容，险些都是作者的创造；由此所表示的人物性格、面目及其所表现的头脑倾向也都与史料相去甚远。因此，这种生发浪费就差别于对付汗青人物变乱切合原貌的加工，而是依作家审美 抱负所做的虚化处置惩罚，虽不无按照，却具有浓厚的传奇性。(2)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如“怒鞭督邮”，陈志中本系刘备所为。若据史敷演，便不合演义中刘备的性格特性，也不合帝王之后的儒雅心胸。因此，依据小说人物的性格，罗贯中在情节提炼中便天经地义地把这一情节移植到张飞身上。别的，如曹操矫诏讨卓、关羽单人独马、孔明草船借箭、周瑜巧布火攻计等等，也都是接纳移花接木之笔举行虚化处置惩罚的效果。(3)按照主题必要，采撷话本、杂剧故事加工润色。如桃园结义、三战吕布、三勘吉平、千里独行、古城聚义、跃马过檀溪、博望烧屯、诸葛祭风、三气周瑜、落凤坡箭射庞统、奇策、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等等，皆于史无稽而仅见于话本、传说和元明杂剧，作者借以加工，则特别生色。(4)在史实中拔出假造情节，使之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真假难辨，融为一体。如王允巧使连环计、关羽温酒斩华雄、义释曹操、徐庶走马荐诸葛、诸葛亮舌战群儒、过江吊周瑜等，就是显着的例子。 汗青小说的创作，并非排挤艺术假造，但却要求虚而不失其真，要求既到处老实地反应汗青的实质，又较好地顺应实际的必要，从而以其所反应的汗青纪律与履历教导发挥鉴古不雅今的作用。这就使作品在忠于史实方面，受到严酷的限定。《三国演义》显然不属于如许的作品。如上所述，小说所接纳的多数只是史实的表面，很多情节都有庞大变化。它虽取材于三国的汗青，却没有完全反应三国汗青的实质，而是在很大水平上，或在许多地方，偏重地反应了元末明初汗青的某些实质。因而给人总的感觉是，固然反应了前代汗青的某些真实状态，但又把富于期间精力的审美抱负寄寓于此中——在史实与抱负产生抵牾时，则宁就抱负而背史实。而这，正是“汗青一传奇”小说区别于汗青小说的基础之地点。以“赤壁之战”为例，陈志裴注的有关纪录，统共不外三千字，并且大局部都是记诸葛亮游说孙权以及周瑜等人对政治形势的阐发，孙刘缔盟后，有关战役颠末与了局的记叙，则仅有三四百字。《三国志平话》虽有生长，但形貌卑鄙，人物精力地步很低，有关诸葛亮的形貌，虽较正史有所增加，但仍属衬托。《三国演义》做了基础的改革。作品以长达八回的篇幅对战役举行形貌，不但假造了大量的情节，并且把诸葛亮做为中央人物放到了摆布全局的突出位置。考诸陈志裴注，不但史实的变异显而易见，并且人物性格也大大逾越了汗青的真实。如周公瑾天性度恢廊、雅量高致，而演义中却形容偏狭无所不至。于是，汗青上“羽扇纶巾，言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千古好汉，小说中却一变而为陪衬稀世英才诸葛亮的衬托人物。显然，《三国演义》如许表 现赤壁之战，以及厥后对孔明的种种形貌，现实上都是为了拜托作者对付圣君贤相抱负政治的猛烈寻求。 史实的虚化，也为形象的超人化与情节的奇险化开辟了辽阔天地，从而使《三国演义》的人物与情节出现出壮丽多姿的传奇美。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指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怪杰；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怪杰；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怪杰。有此三奇，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即对作品形象超人化的特性做了正确批评。鲁迅老师《中国小说史略》亦指出：“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话含有贬低之意，是鲁迅以当代典范不雅评价作品得失所做的总结。就刘备仁德齐天、诸葛亮神机莫测之性格脱离实际生存中真实的人较远这一点而论．此说亦为究竟。然而，正因其超过于实际、逾越于凡人而成为某一范例(如道德的、聪明的、勇武的等范例)的“完人”，才不失其汗青传奇形象的特质。以是，就此而言，这话亦可看做是对作品超人化特性的一种归纳综合。《三国演义》塑造道德品格上的超人，经常是把最能表现人物实质特性的言行提到主要职位而加以渲染、突出、放大和会合，从而使之成为必然期间、必然阶层精力风致无与伦比的范例，即某种道德品格的化身。有关他们的言行举止，完满是遵照某种道德范例的程式化“扮演”，人物的性格完全受理性不雅念的制约，而绝不会有笔下人物背叛作者意图的环境出现。如长坂坡赵云把阿斗双手递与刘备，刘备便只能“接过掷之于地”，并丹成相许表达“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上将”的沉痛表情；曹操在赤壁惨败后，仓促逃命，也必定一起“仰面大笑”，而引出伏兵，及脱险之后，又必定“忽仰天大恸”、“捶胸大哭”；——不然，任何近于实际品德的亲子之爱或真情实感的表露，都势必粉碎人物的性格范例，而无法塑造道德上的“完人”。超人化形象表示于身手不凡、武艺超群方面的形貌，更是显而易见。如张飞断桥退卒，厉声大喝，声如巨雷，以致夏侯杰惊得肝胆俱裂倒撞于马下，曹操回马便走，众将弃枪落盔，溃退如潮，自相蹂躏；关羽斩颜良，视河北军如土鸡瓦犬，于万军中波开浪裂直冲彼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手起刀落，取敌首于马下；老黄忠年近七十，两臂尚开三石 之弓，满身另有千斤之力，计夺天荡山，一合便斩韩浩；典韦淯水救护曹操，身无片甲，上下被数十枪兀自死战，刀砍缺不胜用，复弃刀而双手提着两个武士迎敌，击死者八九人；——都把人物的勇武渲染到凡人基础无法到达的水平，以逾越常态的形貌，表现出惊人的魅力。 在浩繁的汗青传奇形象中，诸葛亮是最具传奇性的人物。汗青上的诸葛亮，是西蜀良相，有才干、有聪明、有盘算。但陈志记叙极其大略，同时由于以史条记实，故没有也不会给人留下“超人”的印象。然而，传说故事及舞台上的诸葛亮形象，却别具异彩。盛行于唐代的“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见于曾三异《因话录》的“五月渡泸”，盛弘之《荆州记》与《水经注》等书所载秘密独特的“八阵图”，以及宋元话本、元明杂剧中的生动传说，都把诸葛亮夸饰为神怪杰物。这统统必定给《三国演义》以巨大影响。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①举行创作，在三国时期政治、军事、交际斗争的核心中，对他突出加以形貌，把出生入死在所不辞的胆识、全心全意死尔后已的耿耿忠心、机灵莫测臆则屡中的不凡聪明、以及卜休咎借天威知存亡的超凡人仙的异能等等，统统抱负化的精力风致的美德和卓绝的政治军事斗争才干，会合到他一小我私家身上，从而使之成为集全部贤相、良将、肱股之臣的统统头脑品行之美于一身的绝代稀有的完人，和无坚不摧、无攻不克、化险为夷、罹难呈祥的聪明化身。不丢脸出，从《三国志》到传说、戏曲，再到《三国演义》，诸葛亮的形象已大大逾越汗青原型而成为名副实在的超人，同时也是表现作品传奇性的最有说服力的典范。 《三国演义》的情节，也同样具有猛烈的传奇性。毛宗岗第四十二回批语指出：“念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当子龙杀出重围人困马乏之后，又遇文聘追来，是一急；及见玄德之时，怀中阿斗不见声气，是一疑；至翼德断桥之后，玄德被曹操追至江边更无去路，又一急；及云长旱路策应之后，忽见江上战船拦路，不知是刘琦，又一惊；及同刘琦同载之后，忽又见战船拦路，不知是孔明，又一疑一急。令读者眼中如猛电之一去一来，怒涛之一起一落。不料尺幅之内，乃有云云幻化也”。所言尺幅之内幻化莫测，大起大落险妙绝伦等特点，正可代表《三国演义》情节上的特色。然而，情节的惊险古怪，只是一种外在美、情势美，《三国演义》创造传奇性情节，非常留意掌握人物与情节的干系，着意于好汉性格的描画。“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就是乐成的一例。作品把人物置身于一个个窘境之中，使 之面对存亡关头的重重磨练，主人公的奋力拼杀随同着种种偶尔性机会，促成一次又一次出人料想的转机。扣民气弦引大家胜的魅力，既由于奇异的情势美，更来自关羽那熠熠闪光的重义品格。“马骑赤兔行千里，刀偃青龙出玉关。忠义慨然冲宇宙，好汉今后震山河”。正是由于把人物的这一优美精力贯串于始终，才使得情节的情势美抖擞出感人的灿烂；同时，也正由于抵牾辩论之锋利庞大、情节生长之惊险曲折、跌荡升沉之突兀陡峭，才愈加表现出主人公义绝千古的精力之美。 蒋大器《三国志普通演义序》指出：《三国演义》“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事纪实在，亦庶险些史”；毛宗岗托名金人瑞的《三国演义序》亦称其“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这些见解，不停被许多人看做是作品的定性阐发。然而，究竟报告我们：“汗青一传奇”，这艺术的“化合”，才是《三国演义》的特质地点。假如仅仅把它看做是一部汗青的演义或汗青小说，便不免不以偏概全。 (三)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同为“汗青一传奇”之祖。然而，也应看到，由于差别的渊源干系，二书在内容与布局方面，也存在某些相异之处。 起首，在内容上，二书虚化汗青的水平有所差别。《三国演义》渊源于宋人语言中的“讲史”。讲史者，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②。由于有前代史书做按照，本于正史的地方就相对地要多一些，重要人物和根本情节每每和史书纪录的梗概大抵符合。《三国志平话》固然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但罗贯中参采正史举行增删偏重新创作，故而小说要比平话更为靠近史实。《水浒传》则渊源于宋人语言中的“小说”，厥后才渐渐由短小的单篇生长为长篇故事。传播之初，正史未成无所依傍，纵然是当朝的私家著述也语焉不详或只字未载。有关故事，重要是人民群众直接依据他们所热爱的好汉人物的古迹加工而成，可以想象，为了表达人民的爱憎和愿望，张皇遮盖甚多。语言人信手拈来牵合假造，较之讲说前代史，随意性就相对地大得多。到了元代，水浒故事亦成为前代史而属于有宋一代“兴废争战之事”的有机局部，固然因此而与“讲史”合流，但因不受正史束缚，虚化水平则凌驾传统的“讲史”。以是，在此底子之上创作而成的《水浒传》，也天然较《三国演义》离汗青更远。后者侧重于汗青，而前者却更趋于传奇。 其二，《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布局方法，也存在着显着的差别。讲史话本“说前代书史文传”，每每一个朝代一部话本，如《五代史平话》，《前汉书续集》，《三 国志平话》等皆是。一朝代之中，头绪庞杂错综庞大，极难以一人或数报酬中央睁开形貌。以是，说前代史每每以断代编年方法举行铺叙。《三国演义》重在写全朝史事，天然秉承平话体制，布局方法一如《通鉴》体。艺术形貌的笔融随着汗青变乱的挨次睁开，在漫长的时问与辽阔的空间纵横捭阖变革转移。“小说”则与“讲史”差别。“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倾刻问捏合，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③。不外是随口捏合的一人一事的单篇，情节的生长以人物的运动为线索。水浒故事既然由“小说”生长为长篇的“讲史”，也天然把“小说”的本领融合到平话的创作之中，以是既具有“讲史”的范围，又保存着“小说”的特性。厥后的《水浒传》，接纳连环列传体布局，与此不无接洽。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同中有异的特点，对汗青一传奇小说的生长，发生过庞大影响。明清汗青一传奇小说的两种范例：演义传奇与好汉传奇，就是别离以它们为范本而形成的。《三国演义》的仿效者，以断代编年的情势，依照史书的表面铺叙全朝史事，表示一代兴废，多数从各种史书中撷取素材而兼采听说，或以宋元讲史为蓝本参采正史，从而形成演义传奇这一支脉。不外，后起的演义传奇，每每取《三国演义》“据正史”之一端而舍其“采小说”之一端，重要倾向却是沿着严酷依傍正史的标的目的愈趋愈文。诚如鲁迅老师说，这些小说，“大抵效《三国志演义》而不及，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④，其人物故事根本上取史料而敷演，既缺乏艺术想象，也忽视超人形象和奇险化情节的创造，故而较《三国演义》越发侧重于汗青，且文平近实，缺乏奇异的色彩。以《水浒传》为前驱的好汉传奇小说，数目和成绩都高于同时期的演义传奇。只管头脑艺术性凹凸不一，未能逾越《水浒传》的岑岭，但体制上都服从《水浒传》所开创的原则：挣脱正史束缚而博采听说逸事，“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⑤，重在为好汉立传。因而，较之演义传奇，在史实、人物和情节各方面，都更具传奇性。《杨家将》，《说唐》，《说岳》等小说，就很有代表性。不外，好汉传奇小说生长到清代中后期，却走向了愈趋愈野的毛病。如《征西说唐三传》，《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等，大多是为了满意街市商人细民的好奇心而向壁基假造，牵合假造的滥成品，既少史实依据，又乏民间传说，故鲁迅老师斥之为“文意并拙”，“托名故实而借以腾谤报怨之作”。⑥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之后的汗青一传奇小说别离向南北极生长，形成愈趋愈文和 愈趋愈野的倾向。缘故原由是庞大的。就演义传奇愈趋愈文而论，则重要是由于文人以小说比勘正史思潮的影响。蒋大器的序是关于《三国演义》的最早批评，序文指出，《三国志普通演义》“事纪实在，亦庶险些史”，“一开卷”，“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忠”，“义”，“得失”，“彰彰可考”。这便从一开始就偏离了作品的创作现实。其次，张尚德《三国志普通演义引》又明白提出“以俗近语，隐括成编”和“羽翼信史而不违”的主张，从而形成严酷依傍正史纪录，演汗青为俗书的创作理论。陈继儒的《唐书演义序》及《叙列国传》继而给盛行的“演义”之作下界说，更把“演义”看做是“以普通为义”的正史。这种仅从语言的普通与古奥来区分小说与汗青的理论，不但视小说为汗青的附庸，并且极大地拦阻小说作者以艺术的方法对汗青素材举行加工创作，同时也在理论上开了演信史为白话汗青的先声。这股思潮，风靡全社会，以至形成“小说不成紊之以正史”⑦的舆论压力。在这种情势下，汗青—传奇小说愈趋愈文，天然成为一种趋势。 以小说比勘正史的思潮之以是盛行，除了有大批文人做社会底子外，还由于它的提倡者借用《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来讲行流传，故而使许多人把他们的理论误以为是对作品创作履历的精确总结。诚然，罗贯中以《三国志平话》为蓝本举行创作时．确实参考了陈寿的《三国志》，但他对平话的增删和对史料的接纳却并非以“翼羽信史而不违”为准绳。据统计，平话中的紧张情节被采写入书并进而加工的，共有十九处⑧，而此中的桃园结义，三战吕布，千里独行等十二个故事，便都不见于陈志。同时，陈志中的很多纪录不但未被接纳，并且有的还做了大胆的改革。别的，裴注中的异说、听说也有不少被采为素材。这就阐明．罗贯中情节提炼的基础原则，绝不是为了演汗青为俗书，而是为了借汗青而发抒抱负。以是，只管后起之演义传奇确曾以《三国演义》为范本，其创作倾向也与《三国演义》“据正史”的倾向不无干系，但我们却不克不及把它们向愈趋愈文极度生长的缘故原由归之于《三国演义》。恰好相反，正是那种把《三国演义》以汗青为素材的艺术创造单方面明白为附丽于正史的所谓“履历”，才导致演义传奇走向愈趋愈文的极度。此中教导，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记着。 ①高儒：《百川书志》。 ②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③吴自牧：《梦梁录·小说讲经史》。 ④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⑦ 熊大木：《新刊大宋演义复兴英烈传》。(原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 作者：罗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