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 三国 演义》研究综述 1997年，在《三国演义》研究史上是一个值得誊写一笔的年份。这一年中产生的最紧张的变乱，是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和汉中师范学院团结主理的天下第十一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11月2日至6日在陕西汉中乐成举行。在这一年里，中国大陆颁发的《三国演义》研究论文，约莫在60篇摆布；提交汉中《三国》讨论会的论文，也有快要60篇。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引人注目标重要有以下几个题目。对《三国演义》研究范畴的审阅与开辟新时期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生长敏捷，结果丰富，有目共睹。怎样进一步深化已有的研究，怎样开辟新的研究范畴，是一个非常紧张的题目。对此，一些学者作了认真的思索和探索。 罗德荣在《以今世意识反不雅〈三国演义〉》（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中，指出了以今世意识反不雅《三国演义》的紧张性、须要性和急迫性，论述了“反不雅”所包罗的三方面的寄义：一是站在新的期间高度，对《三国演义》的文化内在举行全面、深入、体系的研究，从建构新文化的宗旨出发，遍及吸取西方新思潮新意识的有效身分，同时精密接洽当代社会生存的实践，消化传统，使用传统，推陈出新。二是以今世人的科学精力、科学的悟性和思辨本领，对《三国演义》举行全方位的重新审阅，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要领，放眼天下，扩大视野，积极冲破原有的阅读空间，不但从文学自身，并且从文学之外遍及罗致营养，自发吸取各个学科范畴中新的理论头脑结果，以不时拓展头脑空间，开发多向多元的头脑格式。三是从今世社会的必要出发，对《三国演义》做遍及的应用研究，为顺应社会生存实践和生长的客不雅必要，收罗人类统统进步的有益的文化身分，来不时富厚、美满、建构新的文化布局体制。对付《三国演义》的布局特色，从前的研究重要必定了其既雄伟壮阔，又精密精良的长处，而对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创新意义及其与中国文化配景的干系，则较少涉及。杜贵晨在《“天人合一”与古代小说的三点式结构——以〈三国演义〉为例》（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中指出，《三国演义》以蜀、魏作为对立的南北极，以二者之争为全书叙事的主线，以东吴为具有独立性的管束因素，组成典范的“三点式结构”。这种结构，一方面是由于汗青给定的框架，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别开生面地发明和故意突出的效果。作者故意识地运用三点式结构计划情节，三方的配合存在组成 故事的宽展与延伸，任何一方的扑灭或失溃退出，都导致故事热潮的已往乃至全书的闭幕。“三点式结构”，是《三国演义》在小说史上的一个创造。《三国演义》从前，未见这种情节情势；《三国演义》以后则险些成为章回小讨情节计划的一种模式。这种结构最早出现于《三国演义》，基础上是由于中国传统头脑文化的滋养。此中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因子，应是昔人对天然之象三点位置干系的熟悉。假如说“鼎足之势”的多少学实践给了古代小说“三点式结构”直接的开导，那么赋予这种结构以哲学意义的照旧“天人合一”的头脑。作为小说布局艺术的一种情势，“三点式结构”是有永世生命力的。文章的叙述，是对《三国演义》布局特色研究的新希望。 饶道庆的《略论〈三国演义〉的叙事模式与中国文化头脑的干系》（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从叙事模式的奇特角度切入，比拟深入地探究了《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的干系。（１）《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汗青小说，不但在编写编制上模拟史书，并且在叙事布局、本领等方面也深受史书的影响。从文学角度看，这是由于中国的长篇小说在首创之时没有史诗和传奇的叙事履历可供模拟和鉴戒；而在另一方面，发达的史传文学则创造、积聚了大量叙事本领、履历，天然成为《三国演义》鉴戒的工具。从文化角度看，则是由于在中国总体文化中形成了一种以汗青为准则，以史实为评价规范的“汗青化”头脑，使中国的政治、哲学、艺术等无不附上汗青的影子。（２）中国文化，特殊是民间文学传统中的史诗性头脑和神话头脑在《三国演义》的叙事布局构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３）《三国演义》的叙事在时间运行和空间睁开上都出现出“圆形布局”的特性，这表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圆形头脑”。这些看法，颇有新意，表示了年轻学者勇于探索的锐气。 对付《三国演义》中的诗词，以往较少研究。郑铁生在出书《三国演义诗词观赏》一书（北京出书社1995年3月第１版）的底子上，颁发《〈三国演义〉诗词的功效、意蕴和代价》一文（载《河北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１期），对《三国演义》诗词的艺术功效、人买卖蕴和审美代价作了比拟全面的叙述，有助于加深研究者和读者对这一特别题目的熟悉。对付《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以往的研究也比拟简朴，险些没有单篇论文。王立民的《雅俗共赏，通行实用——论〈三国演义〉的语言》（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１期），以作为《三国》定本的毛本为观察工具，指出《三国演义》的语言精益求精，无论是叙事、写人，照旧写景、抒怀，其正确性、光显性、生动性，都是无比精致的。《三国演义》的语言是开辟性的、承前启后的创新语言，是浅近化的文言与纯净化的白话相联合的精粹流通的文学语言，既别开生面，雅俗共赏，又通行实用，形成范例。几百年来，这种语言已为宽大群众所熟知，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叙述，比已往进步了一步。一些学者运用新的理论和要领解读《三国演义》，收到了较好的结果。如李锐的《三顾茅庐：磨练仪式的消解与重构》（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运用原型品评的原理，阐发了“三顾茅庐”这一典范情节，以为罗贯中完全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仪式磨练原型，试图依照中国知识分子的抱负，来创建起一种新的磨练模式，这一模式的焦点是不求人，不平己，囤积居奇，甘为傅相的品德自负。如许的阐发，颇有新意。 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对《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和研究有了显着的希望。本年度中，有的论文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积极。 沈伯俊的《再谈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题目》（载《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2期），在其以往研究的底子上，第一次体系地阐发了《三国演义》中大量存在的“技能性错误”的由来，指出重要有三个方面的缘故原由：第一，成书历程之误。作为“世代累积型”的长篇小说，《三国》中的相称大一局部错误发生于它的成书历程之中。它们并非罗贯中故意为之，而是未被发明的已往错误的遗存。第二，作者自己之误。这大抵包罗三种环境：（１）由于自身知识的范围。比方在有关荆州的情节中，由于罗贯中对荆州治所毕竟在那边含糊不清，并经常把荆州辖区与荆州治所等量齐观，因而造成比拟严峻的淆乱。（２）由于引述史书有误。这可分为两种环境：一种是对史书发生误解，另一种是抄错、抄漏史书中的某些字、词、句。比方《三国》第15回写袁术长史名叫“杨上将”。查《 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袁）术死，长史杨弘、上将张勋等……可见袁术长史本名“杨弘”。由于罗贯中漏看“弘”字，且断句不妥，于是误为“杨上将”。（３）由于思量不周或一时粗心而致误。如第92回有赞赵云诗曰：“年登七十建奇功”。现实上，赵云年事小于刘、关、张，若刘备不死，此时应为虚岁六十八，故赵云应为六十摆布。作者为了突出赵云的老当益壮，搜索枯肠，效果左支右绌，又成“技能性错误”。第三，传抄、刊刻之误。如毛本第61回诗赞张松，第二句是“狷介体貌疏”，“体貌疏”意不通。查嘉靖本第119回，原作“狷介规矩疏”。由于“李卓吾评本”误为“体貌疏”（因“体”、“礼”二字之繁体形近而误），毛本也随着错了。如许的阐发，有理有据，使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须要性、大概性有了更强的说服力。 李伟实的《〈三国演义〉版本中多少题目探究》（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就糜夫人之死、关羽之死、张飞的表字等题目，比拟了《三国》差别版本的异同，试图探究罗贯中原作的局部原貌。比方糜夫人之死，“普通演义”体系的嘉靖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写的是投井而死，而《三国志传》体系的多种版本则写成撞墙而死。文章接洽《三国志平话》的形貌，联合情节情况，以为罗贯中原作继续了《平话》，写的是糜夫人撞墙而死，《三国志传》体系的版本保存了本来的面目，“普通演义”体系的版本则大概因撞墙而死不雅观，作了修改。这类看法，值得留意。《三国演义》版本浩繁，干系庞大，颠末多年的积极，学术界对版本的根本体系已经有了开端的相识，但怎样进一步理清种种版本的演化递嬗干系，怎样较好地掌握罗贯中原作的面目，还必要作大量的事情。差别版本情节、笔墨的比拟研究，是一个传统的、而又是紧张的要领。若与英国粹者魏安博士使用“串句脱文”征象来研究版本演进干系的要领（拜见魏安着《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上海古籍出书社１９９６年６月第１版）相联合，当可收到精良的结果。 关于《三国演义》的比拟研究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作为天下 名著之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原本是很好的比拟研究工具。这种比拟研究，包罗纵、横两个标的目的：既可以把它放活着界文学的大舞台上举行比拟，也可以把它放在中国小说的演进史上举行比拟，还可以从其他角度举行比拟。自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一些学者对此作了认真的积极。本年度中，这方面又出现了一批论文。 沈伯俊的《〈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汗青演义小说的比拟》（载《中华文化 论坛》1997年第3期），从总体上对《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汗青演义小说举行了比拟，指出了它们配合遵照的以史为经、以儒家头脑为准绳、亦实亦虚、因事见人等创作纪律，并偏重从五个方面阐发了明清其他汗青演义小说成绩远逊于《三国演义》的缘故原由：（１）创作头脑的凹凸；（２）头脑内在的丰瘠；（３）情节艺术的成败；（４）人物形象的得失；（５）创造精力的强弱。如许的比拟，以往很少有人致力，因而此文具有必然的开辟意义。 曾良的《〈三国志演义〉与〈东周列国志〉比拟论》（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从素材泉源、虚实处置惩罚、艺术布局三个方面临两部作品举行比拟，指出《三国演义》的素材不但泉源于有关的三国史料，还或多或少地担当了列国故事的影响；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的底子上，将“尊刘贬曹抑孙”作为布局故事的中央轴线，创造了不朽的艺术典范，使《三国演义》不但成为虚实联合的范例性作品，并且成为有机的艺术团体。而冯梦龙本于“羽翼信史”的创作不雅辑演《东周列国志》，固然仿效《三国演义》的表示伎俩，但团体上仅仅是对汗青资料举行艺术化处置惩罚，又限于时间跨度的漫长和史料的浩繁博杂，不成能塑造出象《三国演义》那样的艺术典范，布局也有较疏松的缺点；但它作为“信史”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其意义和职位都是不成低估的。 邱岭的《楠木正成的原型：诸葛亮——〈平静记〉对三国故事的鉴戒》（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在其以往对日本中世时期战役题材文学代表作《平静记》与《三国演义》的比拟研究的底子上，对《平静记》中的抱负人物楠木正成与诸葛亮作了比拟，指出二者颇多相似之处：（１）都在主公危难时应邀出山，都助弱抗强；（２）与主公第一次晤面时，都为之精炼阐发了天下局势，订定了以后的战略目标；（３）都善于智胜；（４）都“出师未捷身先死”，都是让人遗憾的喜剧好汉；等等。文章以为，楠木正成是由作者塑造出来的一小我私家物形象，而不是由他纪录下来的一个汗青人物；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就是中国三国故事（乃至大概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中国的古典小说研究者大多不相识《平静记》一书，因此，邱岭的比拟研究有益于开阔人们的视野。 别的，另有学者就《三国》与《 水浒》、诸葛亮与俄底修斯等论题举行了研究，也各见新意。可以必定，在比拟研究这一辽阔范畴里，学者们大有发挥才气的余地。在上述几个题目的领域之外，另有一些论文质量较高。如孟繁仁的《赵宝峰门人“罗本”不是〈三国〉〈水浒〉作者罗贯中》（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针对一些学者按照元末的《赵宝峰老师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老师文》，以为“宝峰门人”名单中的“罗本”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不雅点，明白指出：身为元署理学家赵宝峰门人的“慈溪罗本”，与《三国演义》、《水浒全传》的作者罗贯中名同字差别，籍贯相异，身份也不一样，二者基础不是一人。这一看法，很值得体贴罗贯中研究的学者留意。又如陈洪、马宇辉的《一编书是 帝王师——论诸葛范型及其文化意蕴》（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诸葛亮形象的文化意蕴，叙述也颇有深度。 不外，本年度和前几年颁发的相称一局部论文，标题问题陈旧，内容浮泛，缺乏研究者的独到看法，天然也就缺乏对他人的启表示义。不但《三国》研究，其他范畴的研究也遍及存在这种征象。其以是出现这种征象，除了治学态度、学术功力等方面的因素之外，一个紧张的缘故原由是对研究的汗青和近况缺乏相识。为此，在汉中《三国》研讨会上，很多学者号令，在夸大端正学风的同时，必需增强对《三国》研究史的研究，防止简朴重复，淘汰无效劳动。看来，这将是《三国》研究界近期内必要偏重用力的一个课题。本年度外国粹者研究《三国》的环境，限于资料条件，无法作全面批评。仅就笔者打仗所及，至少有两项结果是值得留意的：一是俄罗斯闻名学者李福清博士的《〈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一书中文版（上海古籍出书社1997年7月第１版）。原书俄文版出书于1970年，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者大多不知道；在译成中文的历程中，作者又作了大量增补，因而可以视为一部新着。此书对《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的干系举行了体系的研究，特殊器重《三国演义》对民间文学的影响，在这一范畴中堪称紧张的开辟之作。全书分为两大局部：第一局部，《三国演义》的源流；第二局部，《三国演义》和晚期评话。作者在遍及网络资料的底子上，作了多条理的深入研究，很多叙述都富有开导意义。此书已引起很多国度汉学家的器重，我国粹者无妨认真阅读一番，从中获取营养。二是日本闻名学者大冢秀高传授的《关羽与刘渊——关羽形象的形成历程》一文（载《东瀛文化研究所纪要》第百三四册，1997年3月）。文章对《三国志平话》末端所写的蜀汉后主刘禅的外孙（实为匈奴首领）刘渊乘乱起兵，攻灭西晋，即汉天子之位这一情节举行研究，阐发了刘渊形象与关羽形象的干系，以为二者是表里一体的干系。《三国志平话》按照《晋书·刘元海（刘渊）载记》，把龙神的因素加到关羽的形象中。而在《晋书》的刘渊形象中，以发明玉玺这一情节为要害，早已注入了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的关羽形象。归根结底，刘渊的“须长三尺余”及爱读《左传》的因素从关羽形象中袭来，而关羽的龙神因素则从刘渊形象中得到。作者善于从普通文艺作品掘客古代小说题材和人物形象的渊源，文章视角奇特，发人所未发，饶有新意，对中国粹者不乏启示意义。联合英国魏安博士对《三国》版本的具有突破意义的研究，可以看到，外国粹者在资料占据、理论视野、要领运用等方面确有本身的特色和上风。因此，我们必需鼎力大举增强中外学术界的交换与互助，把《三国演义》研究和整个古代小说研究推向新的程度。 作者：沈伯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