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上海某巨贾抱病，群医束手，以为不治。独占一位中医以为可救，处方数剂，竟告病愈。巨贾很感谢，出千元求章太炎老师为题一匾，借重以扬其名。太炎手书四字，曰“第三扁鹊”。巨贾百思不解，讨教于他人，都以为“第三扁鹊”显含褒义，大概是“第二扁鹊”笔误。巨贾婉求太炎改写，章氏大发性情，说：“所书无误，医之誉，无过于此者。彼果为名医，必知其义。”且补署落款“章炳麟”(太炎之名)，以坚其信。巨贾不得已，将书法制匾奉送。医者收到后，大喜过望，高悬于厅堂。本来《史记》中的扁鹊，姓秦名越人，《史记公理》引《黄帝八十一难序》云：“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之为扁鹊”，已经是“第二扁鹊”了，故誉某医为“第三扁鹊”并没有错。章太炎满腹经纶，焉能不知此等学问。此是一段趣话，借此谈谈有关名医与匾额的故事。匾，或称匾额，是为题有歌颂或定名内容笔墨的横额，-般挂在厅堂或门亭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的一种情势。提及来，扁额与名医经常有着不解之缘。大夫治好了病，尤其是大病重病，患者为表谢意，最谨慎者莫过于送一块金字牌匾了，古来云云。“能手回春”、“悬壶济世”、“杏林春暖”等等匾额，着实可令厅堂蓬壁生辉。假如牌匾出自名家或显贵之手，其份量天然非同一样平常，经常寓含着一段汗青，彰扬着医者的隽誉……龚廷贤(1522～1619年)，江西金溪县人，曾任太病院吏目。明万历21年，鲁敬王朱寿曾之妃张氏,患腹胀如鼓,左胁积块刺痛,坐卧不宁,昼夜不寝,痰嗽喘促,饮食不进,诸医罔效。召廷贤诊治,服药百剂，凄凉全消。鲁王大喜，称之为国手，钦赐匾额一方，题曰“医林状元”。是医学史上得到“状元”荣誉称呼的第一位大夫。廷贤坟场在今抚州市金溪县，墓碑上刻着“明太病院御医医林状元龚廷贤墓”字样。1916年，孙中山赴绍兴观察时，伴随前去的胡汉民老师抱病，经绍兴名医裘吉生诊治，服药治疗，一剂即愈，孙中山手书“救民痛苦”四字相赠。绍兴文人刘明白也拟了一联相赠：“未必逢凶化，何曾起死回。”横额“集腋成”，合在一起即隐含“裘吉生”三字。1929年，天下中医界抖擞阻挡汪精卫“取缔中医案”，其时会场里和报纸上都悬挂和登载了孙中山老师的这幅题辞，影响之大，自不待言。孙中山老师还曾为沪上名医丁甘仁题匾。丁甘仁热心公益奇迹，济世扶贫，作出很多善举，时人颇有口碑。他在沪南、沪北开办了两所广益中病院，重要为了嘉惠贫苦病人。丁氏每诊仅收1角(其时丁氏诊金一样平常为1、2元)，即可免费得药一帖。由于丁氏善举影响，又有多医慷慨解囊，创设了仁济善堂、联义善会等多家施医所，广济大众，流泽无穷。孙中山感其诚德，亲书“博施济众”匾额嘉勉之，其匾即悬于丁氏诊室大厅正中，足以令蓬壁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