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宫绣(约公元1736～1795年)，字锦芳，清代江西抚州宜黄人，身世于儒医世家，学识广博，醒目医药。其有感于其时本草书多“理道不明，意义不疏”，况有“补不实指，泻不直论，或以隔一隔二以为附合，反借巧说以为虚喝”的近况，乃力纠时弊，集平素之治验，采百家之精萃，著成《本草求真》十卷，付梓于乾隆己丑年(公元1769年)。该书载药520味，分上下两编，上编对药物的形态、性味、功效、主治以及禁忌，纪录甚详，下编分列脏腑病证主药、六淫病证主药和药物总义三局部。该书于药物意义“无不搜剔靡尽，牵引混说，概为删除，俾令真处悉见”，故冠以“求真”之名。 对付药物的分类，黄氏颇具独到之处。他没有接纳历代本草诸书所延用的下属分类法，亦即将药物以草木谷菜金石等为编次，而接纳药物成果分类法，按药物之品性分为补涩、散、泻、血、杂、食品七类，各种又分为多少子目，如补剂中又分为温中、平补、补火、滋水、温肾等；泻剂又分为渗湿、泻湿、泻水、降痰、泻热、泻火、下气、平泻等。于每味药下面注明该药的下属和卷首目次序号，这可谓是本草著作中很有进步意义的索引情势，不但便于查阅，并且有助于学者辨析药物的异同，引导临床遣药组方。比方，山药和白术虽同属补剂，但山药为平补，白术为温中，临床运用，自当有别。 在用药法象方面，黄氏按照五色入五脏的理论，联合本身的学术看法，提出以形、色、性、味来区分用药。以为“凡药色青、味酸、气臊、性属木者，皆入足厥阴肝、足少阳胆经”；“凡药色赤、味苦、气焦、性属火者，皆入手少阴心、手太阳小肠经”；“凡药色黄、味甘、气香、属于者，皆入足太阴脾，足阳明胃经”；“凡药色白、味辛、气腥、性属金者，皆入于手太阴肺、手阳明大肠经”；“凡色黑、味咸、气腐、性属水者，皆入于足少阴肾、足太阳膀胱经”，并明白提出药有“形性气质”、“气味起落浮沉”、“根梢上中下”、“五伤”、“五走”、“五过”。这些熟悉，为药物的成果和临床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黄氏非常器重前人的理论和履历，对成无己、张洁古、朱丹溪、李东垣、李时珍、喻嘉言等人的精深叙述逐一采撷，然却师古而不泥。如《本经》谓白茅根能“补中益气”，黄氏却不以为然，他说：“至云能以补中益气，虽出本经，然亦不外因其胃热既除而中气自复，岂真补益之谓哉。经解之论，似未可信。”此说颇为成理。别的，对付前贤之言，黄氏也不盲目崇敬。如张洁古、李东垣、朱丹溪咸谓黄柏为滋阴之品，后人遂翕然学之，视为补品。黄氏却力驳其谬，以为：“黄柏性禀至阴，味苦性寒，行隆冬肃杀之气”，“奈本日下之人，不问虚实，竟有为去热治劳之灵药，而不知阴寒之性能损人气、减人食，命门真元之火一见而灭亡，脾胃运行之职一见而沮丧，元气既虚，又用苦寒，遏绝生气，莫此为甚。”此精炼的叙述，对喜用苦寒，欲通过“坚阴”而收补益之功的医者，无疑于当头捧喝。 有些药物的某些性用非常相似，极易殽杂，黄氏通过辨析，力图尽得深蕴。如麦冬与天冬均属养阴清热之品，但黄氏夸大“麦冬甘味甚多，寒性差少，天冬所主在肺，而麦冬所主在肺，更在心”。半夏与贝母皆能祛痰，但“半夏兼治脾肺，贝母独清肺金；半夏用其辛，贝母用其苦；半夏用其温，贝母用其凉；半夏性速，贝母性缓；半夏散寒，贝母清热，气味阴阳，大有差别”。别的，辨芍药赤白之异，赤者能泻能散而白者善补善收，分当归有头尾等，皆予以详论。凡此种种，表现了黄氏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富厚的实践履历。 黄氏在恒久的临证中，还生长了一些药物的新功效。如对刘寄奴，除点明其具有破瘀通经行血的服从外，还指出该药用于金疮出血，可使血顿止。也实为黄氏的履历之谈。对付药物的泉源、真伪和炮制，黄氏也非常器重。如谓“山西太行新出党参，其性只能清肺，并不克不及补益，与久经封禁真正之党参(人参)绝不雷同”。防风以“北出地黄润者佳，泗风车风不胜入药”等等。对药物的炮制，夸大“制药贵乎适中”，“不及则成果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并把药物配伍理论引伸为“以药制药”的炮制要领。以黄连为例，就有10种制法：“心火生用，虚火醋炒用，胆火猪胆汁炒，上焦火酒炒，中焦火姜汁炒，下焦火盐水炒或童便炒，食积火黄土炒，湿热在气分吴茱萸炒，在血分干漆水炒，眼赤人乳炒。”这些叙述，对在中药炮制方面，颇有实践意义。 总之，《本草求真》的特点在于切合现实，不尚空谈，是一部医药学精密联合、内容精简扼要、临床实用代价较高的本草专著，值得进一步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