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文论以论说之体而具诗赋之性，其品评文体的文学化、语言气势派头的美文化和理论形态的艺术化，配合铸成文论之“体”的诗性特质。而导致品评文本“破体”的主体性缘由，则是文论家头脑方法和保存方法的诗意化。本文辨体明性，清算古代文论的诗性传统，意在抉摘20世纪中国文论的“失体”、“失性”之弊，并为中国文论走出世纪逆境寻求一条可行性路径。TheancientChinescliteraturetheoryisnotrationalbutpoetic,becauseit’stextisliterary,styleisestheticandformisartistic.ThereasonforthesecharacteristicsisthatliteraturetheoriststhoughtandlivedwithpoetrywayinancientChina.ButliteraturetheoryinmodernChinalosesitspoeticstyleandnature,andonlycopiesthewesttheory.Weshould,therefore,comprehendthepoeticstyleandnatureofancientChineseliteraturetheorysoastogetridofthedeependofliteraturetheoryin20’century. 【要害词】古代文论/文体/体貌/诗性 “体性”一词，原本是中国古代文论所特有的理论领域。体，既可指文体（体式），亦可指文体之语言气势派头（体貌）；性，则既可指作家的品德德行，亦可指作家的气质本性。本文借用这一领域对整其中国古代文论举行“辨体明性”的研究：辨古代文论之体（外在的文体和体貌），明古代文论之性（内涵的天性和质性），并在此底子上思索当代文论是怎样“失体”、“失性”的。 一、品评文体的文学化 固然中西古代文论在品评文体上有着显着的差别，一是理论的思辨的，一是诗性的文学的，但溯其根源，却有着相通之处。轴心期间，对文学有着同样大的爱好与孝敬的大家，西方有苏格拉底和门生柏拉图，东方有 孔子和众门徒。柏拉图用“对话录”的情势来纪录老师（也包罗他本身）的文学头脑；而在柏拉图之前，孔门诸生也是用“对话录”来纪录老师及门生的文学主张。朱光潜伏《文艺对话集》的“译跋文”中说：“对话在文学文体上属于柏拉图所说的‘直接叙述’一类，在希腊史诗和戏剧里已是一个紧张的构成局部。柏拉图把它提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情势，运用于学术讨论，而且把它联合到所谓‘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1](p334)可见，对话体是一种“文学文体”；而用“文学情势”讨论学术题目的利益，就在于“不从抽象观点出发而从详细事例出发，生动光显，以浅喻深，层层深入，使人不单看到头脑的末了成绩或结论，并且看到活的头脑的辩证生长历程。”[1](p334-335)李泽厚将“ 论语”译为“孔子对话录”[2](p25)，我们听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以及孔子的自说自话，同样可以或许感觉到对话体这种文学情势的鲜活灵动、深入浅出。孔子师徒谈诗，或因事及诗或因诗及事，都是既有头脑结论也有头脑历程的。我们知道，柏拉图死后，其徒亚理斯多德叙述文学题目已不再用老师的“对话体”，而是用规范的“论著体”。古希腊之后的西方文论，其文体固然也有对话体、书信体、序跋体等文学或准文学的样式，但其主流或正宗则是亚理斯多德式的论著体。在东方在中国，孔子之后是 孟子，孟子是孔子的老实信徒，他不但接着孔子的头脑往下讲，并且相沿了孔子的对话体。《 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继续了孔子的“道”，《孟子》也继续了《论语》的“体”。“孟子曰”虽不如“子曰”简便，却比“子曰”更具文学色彩，《孟子》将“对话（语录）体”的文学性发扬光大了。 固然，《论语》和《孟子》都不是纯粹的文论文本，究竟上在孔子和孟子的期间找不到纯粹的文论。《庄子》在先秦诸子中是最具文学性的，但它也不是纯粹的文论。然而，作为承载儒道两家文学头脑的经典文献，《论语》、《孟子》和《庄子》不但为后人预备了富厚而深刻的理论，并且为厥后的品评文体奠基了一个文学化的底子。 一期间有一期间之文学，一期间也有一期间之文论。两汉的品评文体，最具代表性的已不是对话（语录）体，而是序跋体和书信体，如《毛诗序》、《太史公自序》、《两都赋序》、《楚辞章句序》、《报任少卿书》等。“跋”之称，始见于 北宋[3](p393)；而汉代的“序”多置于全书之后，其位置与厥后的“跋”雷同。两汉的“序”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诗文评点，如《诗》之巨细序，又如王逸“楚辞章句”的总序和分序，其评诗论赋、知人论世，既承续了先秦对话体的简便明快，又为厥后的诗话以致小说评点提供了言说方法及文本样式。另一类是自序，多为作者在作品完成之后追述写作动机，自叙平生境遇。 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记叙了他世为史官的家事和他本身的崎岖命途，从老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命也夫”，到太史公遭李陵祸而喟叹“身毁不必”，司马迁在悲怆、凄惨的喜剧氛围中，喊出“发愤著书”而震撼千古！同为论述“发愤著书说”的《报任少卿书》，更是字字血，声声泪，其情逼真其意悲远，读来更象是一篇悲情散文，大概说是一篇最为典范的文学化的品评文体。汉代以后，文论家多用书信体来言说文论，其经典之作（如曹丕《与吴质书》、白居易《与元九书》等），都有着太史公情真意悲之体貌。 魏晋 南北朝是中国文 论史上最为光辉的期间，也是品评文体之文学化最为彻底的期间，由于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和创作论专篇《文赋》，爽性接纳了纯粹的文学样式：骈文和赋。值得留意的是，陆机著有《辨亡论》，刘勰著有《灭惑论》；《文心雕龙》还辟有“论说篇”，释“论说”之名，敷“论说”之理，品历代“论说”之佳构。这两位深谙“论说”之道、善于“论说”之体的文论家，在讨论文学理论题目时，却舍“论说”而取“骈”、“赋”。陆机和刘勰的这种选择既非个体亦非偶尔，它是文学自发期间的文论家对品评文体文学化的自发体认。 固然，这一时期也有以“论”名篇的品评文体，如曹丕《典论・论文》和挚虞《文章流别论》。但前者根本上是一篇散文，尔后者的所谓“论”，“大概是原附于《集》，又摘出别行”[4](p193)。倒是厥后宋代李清照那篇很短的《词论》更象一篇论文，不外这类论文在唐宋并不多见。唐宋两代的文论家，大多承续了刘勰和陆机的传统，如韩愈、柳宗元和苏轼，用“论”去讨论政治社会题目，却用文学文体来讨论文学题目。韩有《师说》、《讳辨》，柳有《封建论》，苏有《留侯论》，但他们的文论篇什却大多是书信体、序跋体和赠序体，大概爽性就是诗体，如韩愈的《调张籍》、《荐士》、《醉赠张秘书》等。 中国古代文论最常见的品评文体是诗话，固然“诗话”之名始见于北宋，但诗话的源头却在六朝：一是钟嵘《诗品》，二是《世说新语》。《诗品》之品评工具（墨客诗作）与品评要领（溯流别、第高下、直寻、味诗、意象品点等），均开后代诗话之先河；而《世说新语》中到处可见的墨客轶事、诗坛掌故、诗文赏析之类，若将之另辑成集，就已是典范的“诗话”了。有论者称，六朝之后的诗话“继续钟嵘《诗品》的论诗要领，接过条记小说的体制，形成了以谈诗论艺为重要内容的条记体品评样式”[5](p197)，是颇有看法的。历代诗话的文体源头是六朝条记小说，故诗话这一品评文体的“血缘”是文学的而非理论的。 唐代的品评文体，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书信、序跋和赠序诸体之外，较为盛行的是论诗诗。中国事诗的国度，唐代是诗的王朝，唐人以“诗”这一文体来说诗论诗，则是真正的“文变染乎世情”。以诗论诗始于 杜甫，继之者为白居易、韩愈诸人。杜诗中谈艺论文的颇多，最为闻名的天然是《戏为六绝句》和《解闷五首》，另有讲“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偶题》和惊叹“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的《春日忆李白》等。白居易作为新乐府活动的提倡者，其重要文学不雅念既见于《与元九书》亦见于论诗诗，后者如《读张籍古乐府》称“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又如《寄唐生》称“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韩愈的论诗诗，数目多，诗语奇，如《调张籍》用一系列奇崛的比方来状写李、杜诗风的弘阔和雄怪，读来触目惊心。 以诗论诗，“一经杜、韩提倡，就为论诗开创了一种新的情势”[6](p132)。而唐代文论家用这种“新的情势”，不但一样平常性地品评墨客诗作、泛议诗意诗境，还会合地体系地专论某一个较为紧张的 诗歌理论题目，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用二十四首四言诗，叙述二十四种诗歌气势派头和意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书深解诗理，凡分二十四品，……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毕备，不主一格。”“体貌”一词，深得表圣品诗之旨。原本，讨论诗歌的艺术气势派头，完全可以采“论说”之体遣“叙理”之辞而研精众品，但司空图取四言之体用体貌之方，用诗的文体诗的语言“体貌”诗歌的艺术气势派头和美学意境。《二十四诗品》对后代的影响是深刻而久长的，而她在中国文学品评史上的奇特职位，很大水平上是由其文体的文学化所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