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老师论两宋学术云：“宋学精力，厥有两头：一曰改造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力之所寄则在书院。改造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此地方说的“两头”，亦有体有效，即以“经义”为体，以“政令”为用；“书院”者，即传授此“明体达用”之学也。《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宁学案”，安宁（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其“经义”即体也，其“治事”则用也。此种治学精力简直立，以及宋代“书院”的鼓起，实是本之于范仲淹。宋学精力中的“改造政令”，其事至荆公（王安石）而止，其始则亦是创自范仲淹。由范仲淹提倡、推行的庆历新政，是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先河；而庆历新政的革新科举、兴办学校，则使儒学得以再起，成绩了宋元明时期的新儒学。范仲淹实为宋代再起儒学的第一人。 一 范仲淹具有光显的民本意识，这与其青少年时期的履历有关。据《范文正公集・年谱》，他两岁丧父，从母在朱姓家中长大，21岁始借居长山醴泉寺（今山东邹平县南）苦学，在此之前大概因清贫而无缘于念书，当他27岁登进士第时，还是“长白一寒儒”。这种履历使他深知民间痛苦、社会利病。他“少有大节”，“慨然有志于天下”（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并序》），在进入仕途后，始终“忧其君”、“忧其民”，而“忧其君”也是忧君主不克不及“进贤授能”，为民行善政。 “民”在范仲淹的头脑中，就是士、农、工、商“四民”。在他所作的《四民诗》（《范文正公集》卷一）中，他对农（“制度非唐虞，赋敛由呼吸。伤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一夫耕几垄，游堕如云集。一蚕吐几丝，罗绮如山入”）、工（“可甚佛老徒，不取慈俭书，竭我百产业，崇尔一室居”）、商（“桑柘不成林，波折有余春。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在其时所受的克制、所处的逆境，赐与了深深的明白和怜悯（传播较广、童稚能诵的《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浪里”，也是他“忧其民”的心怀暴露）。他所盼望的是举行革新：“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 作为“四民”之一的“士”，是范仲淹自身所处的一个阶级。他以为“士”在社会中所应得到的报酬是：“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也就是说，君重要以仁义忠孝、贤达功劳为规范而授予“士”之爵禄，“进贤授能”，与君主“共理天下”。但是，其时的境况却是：“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也就是说，自秦汉以来，儒家之“道”日益荒疏，善恶失去准衡，“士”之升迁黜陟不是以仁义忠孝、贤达功劳为规范。固然“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但是“术者乘其隙，异端万万惑”，由此造成了士风与吏治的松弛：“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惩罚险些息。”这种境况给儒学带来的危害是：“灶方激扬，孔子甘寂。六经无灿烂，反如日月蚀。”这里的“灶”（春秋时期郑国言“阴阳灾异”者，子产以“天道远，人性迩”批驳之）是喻指佛老。范仲淹在此所说的佛老“激扬”、孔学“寂默”、“六经无灿烂”，也正是稍后王安石与张文定公的那段问答所反应的环境：“一日[荆公]问张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文定曰：‘儒门淡薄，摒挡不住，皆归释氏焉。’公欣然叹服。”（宗杲：《宗门武库》）在佛老激扬、儒门淡薄的环境下，范仲淹发出了再起儒学的呼声：“大道岂再起，此弊何时抑”，只管是“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但是“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是要继承“造物者”之功，“回此天地力”，再起儒学。 在范仲淹的头脑中，民本、士风、吏治与再起儒学是密切联合在一起的。要使“琴瑟更张”，黎民歌颂“良辰”，就必需端正士风，整理吏治；而要整理吏治，“举县令，择郡守”，又必需“慎推举”，即革新科举测验的要领，不是以词赋、墨义（记诵经书章句）来取士，而是据经旨、策论来选拔真正的人才，“取以经济之士”（范仲淹所谓“经济”，便是本之于儒家的经旨、经义而经世济民）；而“取以经济之士”，又必需“敦教诲”，即兴办学校，“教以经济之业”，授以“明体达用之学”。这种“明体达用之学”，已经不是“学者失其本”的“泛滥词章”，也不是“功名思苟得”的进士场屋之学，而是可以或许认明儒家之经旨而经世济民之学；它所造就出来的“士”，固然须通过科举测验而进入仕途，但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达身“繁华”（《范文正公集》卷二《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吾生岂不幸，所禀多刚肠。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意苟天命，繁华非我望”），而是为了把儒家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滋润斯民”。这种儒家之“士”即孔门门生曾参所谓“仁以为己任”者，他们把小我私家的祸福得失置之不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仕途的顺逆沉浮不克不及改变其志向，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文正公集》卷七《岳阳楼记》），他们将此作为自身的终极眷注、内涵代价，因此，他们固然“进亦忧，退亦忧”，但仍不失为“道义之乐”（《范文正公集・年谱》）。这种“明体达用之学”，就是宋代所再起的新儒学。 二 “宋初三老师”即胡瑗、孙复和石介，先后游仲淹之门，他们受范仲淹的鼓励、延聘和保举，将其再起儒学的精力付诸治学和讲学之中。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范文正公集》卷七）中已提出了“救文弊”、“重三馆之选”。两年之后，他又在《上执政书》（《范文正公集》卷八）中明白提出了“慎推举，敦教诲”，“呈试之日，先策论以不雅其大要，次诗赋以不雅其全才”，“深思治本，渐隆古道，先于都督之郡，复其学校之制”。此时他正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掌府学，“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年谱》)，“明体达用”的讲授之法在此时当已有其雏形。《年谱》引《东轩笔录》云： 公在睢阳（按南宋时金改“南京”为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赠钱一千。来岁孙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作甚汲汲于门路？”孙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公曰：“吾不雅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多少，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扶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荐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来岁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老师，以《春秋》传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又见《宋元学案・泰山学案》附录） 这一段范仲淹与孙复的因缘际会，实乃宋代儒学再起的一个紧张契机。范仲淹对索游的“孙秀才”赐与怜悯、帮忙，补以学职，授以《春秋》，鼓励他“安于学”，这与范仲淹因自身的苦学履历而怜悯“寒儒”很有干系。《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载：孙复“四举开封府籍，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孙复在睢阳两次上谒范仲淹，立即孙复四举而进士不第之时，他在泰山“学《春秋》”，当始于范仲淹在睢阳“授以《春秋》”。孙复不负范仲淹所望，在泰山苦学十年，成为再起儒学的“宋初三老师”之一。 《宋元学案・安宁学案》载：胡瑗“七岁善属文，十三通五经，即以圣贤自期许。……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砚”。他生于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十三岁时是公元1006年，而孙复脱离睢阳时是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也就是说，在胡瑗十三岁“通五经”之后，又履历了二十多年的贫苦崎岖，然后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同砚。《安宁学案》载其在泰山苦学的环境：“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安然’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在此期间，“宋初三老师”彼此砥砺，而范仲淹的“慎推举，敦教诲”的头脑当通过孙复而转达给了胡瑗、石介。 景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奏请立郡学，而且起首把本身所得南园之地建为“义学”，盼望“天下之士咸教诲于此”，“既成或以为太广，公曰：‘吾恐异时患其隘耳。’”此年，范仲淹聘胡瑗“为苏州传授，诸子从学焉”，同时亦给孙复写信，盼望他到苏州“讲贯经籍，教诲人材”（《年谱》）。此年末，范仲淹召还判国子监，朝廷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范仲淹保举胡瑗，“以白衣对崇政殿，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安宁学案》）。此时，胡瑗四十二岁，经范仲淹的保举，从“白衣”被授以学官之职。 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范仲淹为陕西经略抚慰副使，在兵马倥偬中，他写有《举张问、孙复状》，说孙复“素负词业、经术，今退隐泰山，著书不仕，心通圣奥，迹在穷谷”，盼望朝廷“赐召试，特加甄奖”（《范文正公集》卷十八）。同年，张载来谒，即《宋史・张载传》所云：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著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这也就是《宋元学案》序录所说“导横渠以入贤人之室，尤为有功”。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朝廷依范仲淹、富弼的保举，“以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年谱・补遗》），此时孙复五十岁，距其脱离睢阳已经十四年了。又据《宋元学案・泰山学案》：石介既为学官，“作《明隐篇》，以语于朝，……于是范文正、富文忠皆言老师有经术，宜在朝廷，除国子监直讲”。孙复被授以学官，与石介在朝廷中的宣传也有关。 庆历三、四年，即庆历新政推行之时，划定科举测验“进士：先策论尔后诗赋”，“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范文正公集・当局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在京师创建太学，诏令各州县皆立学，范仲淹于此间写有《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此中讲：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传授，聚徒百余人，不唯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大家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范文正公集・当局奏议》卷下）。亦在此时，“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召[胡瑗]为诸王宫传授，辞疾不可……”（《安宁学案》） 庆积年间，孙复、石介并为国子监直讲，而胡瑗的讲授之法也被朝廷所必定和推广，胡瑗亦被召为诸王宫传授。“宋初三老师”与庆历新政的干系，于此得到充实显现。随着庆历新政的短命，石介自愿害至死，孙复亦遭诬陷被罢贬。厥后，孙复得以复职，“稍迁殿中丞，年六十六卒”（《泰山学案》）。胡瑗则在皇二年（公元1050年）再次被召，到场“作乐事”，受到朝廷的夸奖。嘉元年（公元1056年），胡瑗“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专管句太学。四方之士归之，至庠序不克不及容，旁拓军居以广之。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东归之日，门生祖帐，百里不停，时以为荣。”（《安宁学案》）固然庆历新政短命了，但其“慎推举，敦教诲”的头脑因胡瑗的执掌太学而得以连续和光大，而且形成与荆公新学相抗衡的一股权势。《安宁学案》载： 是时礼部所得士，老师门生，十常居四五，随才高下而修饰之。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老师门生也。在湖学时，福堂刘彝往从之，称为高弟。后熙宁二年，神宗问曰：“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贤人之道有体、有效、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成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代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滋润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度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民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贤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