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是清代闻名头脑家章学诚(1738-1801)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紧张命题。恒久以来，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歧见迭呈，莫衷一是。笔者略述管窥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史之寄义 “六经皆史”命题是由“六经”和“史”两个观点组成的，尤以“史”字为要害。然而，正是在这个题目上，出现了一些误解。在这些误解中，最为盛行的一个，大概就是把“史”明白为史料。钱穆老师曾经指出：“(六经皆史)此四字中的这个‘史’字，我们近代学者如梁任公、胡适之，都看错了。……梁任公曾说：卖猪肉铺柜上的帐簿也可作史料，用来研究其时的社会经济或其他环境。”[1]惋惜的是，梁、胡二氏的见解至今仍在盛行。仓修良老师以为，“六经皆史”之“史”具有“史料”之史的寄义，并增补说：“史料自身就包括有史义，决不会有离开史料的抽象史义。”[2]从一样平常的史学要领论的意义上说，已往所遗留的统统都有助于相识现实的汗青历程，都将被史学家作为史料运用，六经亦不破例。但是，这只是当代史学家的不雅念，绝不克不及归之于章学诚。张舜徽老师言：“举凡六籍所言，可资考古，无裨致用。六艺经传以万万数，其在本日，皆当以史料目之。”[3]特标出：“本日”二字，不以己意强加昔人，比拟客不雅。别的，视“史”为史料的学者每每拈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作为佐证，实是对这句话故意或偶然的“误读”，说见下文。 那么，这个“史”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应以章氏本身的表明为依据。在《文史通义》一开篇，章氏即写道：“六经，皆史也。昔人不著书，昔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将这个叙述化为逻辑推理，便是：政典是史，六经是政典，故六经是史。可见，弄清“史”之寄义须相识作甚“政典”。钱穆老师指出，“章实斋所谓六经皆史之‘史’字，近人只有王国维有篇文章叫《释史》，阐发甚是。王国维说史字篆文作‘ ’，上面‘ ’是一枝笔，下面‘ ’是一只手，一只手里拿着一枝笔，就是个书记”。钱氏还进一步论证说，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就特写了一篇文章名《史释》，正是表明这个史字。……他是说六经都是古代的‘讼事掌故’，如我们说如今教诲部、交际部多存有很多档案，有些是教诲部、交际部的职官必需不时翻阅的，此等档案叫做‘史’，掌管这些档案的人也叫做‘史’”[4]。与钱氏意见相近者不胜枚举，如吕思勉老师释为“凡先王之政典必为史官所记也”[5]，金静庵老师以为“昔人于史官以外无著作，故掌于史官者，悉得称史”[6]，皆属此类。 然而，章学诚谓政典是史，意在夸大“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易教上》)，他注意的是政典的服从，而非“掌于史官”这一外在因素，故尔上述诸氏表明不确。钱氏将政典释为档案，尤欠精密。在《史释》篇中，章氏指出，“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无贰言也”，由于府史与其他五史“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不外，如许说并不料味着府史与五史没有区别;究竟上，无论从职位上照旧从本能机能上来看，二者都存在庞大差别。以职位而论，二者有“官”与“吏”之别： 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医生为之，所掌图书纪载下令程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 以本能机能而论，其实质差异在于“卿士医生(五史)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 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岁之成，皆有调度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达之选，不克不及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医生之重。若夫守库藏者，出纳不敢自专，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医生讨论国计，得其宏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 五史以卿医生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析，必曰史也。 这些叙述没有受到充足器重，然而正是明白“六经皆史”命题的要害性笔墨。必要阐明的一点是，章氏形貌的周官旧制未必切合汗青究竟，吕思勉老师已对“其谓府史之史，亦即后代书吏，能备存掌故之委析”深表猜疑[7]。不外对本文来说，此点无关宏旨，具有紧张意义的是章氏的论点，而不是其论据。 从上引几段话中可以看出，章氏把作为职官的“史”区分为两层，与此相应，他把史官所掌文籍也分别为两类，若用章氏本身的理论术语来说，即撰述和记注。他曾指出，“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也正由于“记注有成法，尔后可以撰述无定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抵”(《书教上》)。在章氏看来，记注的目标在于“欲往事之不忘”，以是应该力图“纤悉委备”，而这一点只有依赖完备的制度才干做到。府史的作用就在于谨守固有之章程，保管帝王经世行道历程中发生的种种文书档案，“而不敢自专”，即不克不及丝毫以己意损益之。固然，档案必需加以分类整理才便于保管和查阅，这种“整洁故事之业”亦须府史举行，章氏所谓、有司具有成书”之书，立即是府史整理的“比次之书”。然而，只管“道”就在这些档案之中，但由于“史守掌故而不知择”，这些档案的意义和功效还无法发挥出来，尚须由五史“推论精微”，展现出内含于此中的道。此即所谓“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医生能论其道，而府史守其法”(《史释》)。这种道器合一的“文籍”，才是具有无穷服从的“政典”，才是章学恳切目中真正的“史”，“六经皆史”之“史”是指论述先王之道的“撰述”。这一点章氏在《答客问上》中有明了诠述： 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明著。”但是典章究竟，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 二、六经之职位 厘清了“史”之寄义，对“六经皆史”命题存在的另一个严峻误解就凸显出来。假如仅视“政典”为档案，则“政典是史，六经是政典，故六经是史”的逻辑推论就可变更为“档案是史，六经是档案，故六经是史”，这天然可以进一步推衍出“史官所掌，属于史料之科，即章氏所谓记注”的结论[8]。仓修良老师亦谓：“章学诚再三阐明，‘夫子述而不作’，‘夫子未尝著述’，《六经》只不外是他删订罢了。故《六经》是选辑，是掌故，是记注，而不是著述。”[9]这种说法不切合章氏本意，已如上述。金静庵老师似已意识到此点，故说“章氏所谓六经皆史者，不外档案之渐就整理者耳”[10]，夸大了“整理”，惜仍视六经为记注，未达一间。 必需阐明，将“六经是记注”的头脑加之于章学诚并不是一个无关宏旨的误解，而是关涉到章氏在中国头脑史上的职位的大题目。侯外庐老师谓章氏“六经皆史”论“大胆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所崇敬的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仓修良老师同意此说，并谓“‘六经皆史’说的出现，阐明了(正统与横竖统)这两种头脑斗争到达了岑岭”[11]，恐皆出于上述误解。余英时老师亦极器重“六经皆史”之说，以为此说“是整个清代学术史上，继‘经学即理学’(顾炎武语)以后一项最大的突破”，意义重要有如下几项：一、起首要冲破六经载道的看法。二、六经中所可见者，只是三代官师未分那一阶段中道的历程，三代以后的道，则不成能向六经中去探求。三、六经已缺乏以尽道，而经学家从事考据训诂复缺乏以通经，则其去道之远，可以想见。四、六经既缺乏以尽道，遂进而有“文史不在道外”之说。五、六经既只是古史，则最多只能透露一些道在古代生长的消息。至于“变乱之出于后者，六经不克不及言”，三代以下之道，便只有求之于三代以后之汗青了[12]。余氏条分缕析，心细如发，然笔者对其结论不克不及无惑。纵不雅《文史通义》，章氏不但没有抬高《六经》之意，反而通过体系化叙述夸大了《六经》的高贵职位。 章氏以为，史之服从在于表现、弘扬“道”，因而特著《原道》对“道”加以界定和论述。他写道：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克不及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不得已尔后起者也。 这段话是否阐明章氏具备了“进化论的汗青不雅”姑置不管，但他主张“贤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而非有所容心”，则论思甚精，与王夫之有不约而同之处。但是，他又以为，道的显现和对道的熟悉到了必然期间就必定到达完备状态，在他看来，这个期间就是周公的期间： 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得当积古传播，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原道上》) 这虽然也是“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但究竟具有特别的职位和代价，故曰：“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同上)。 “周公既集群圣之成，则周公之外，更无所谓学也”(同上)。孔子之圣，并非逊于周公，但他“生不得位，不克不及创制立法，从前民用”(《易教上》)，故“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以“明教于万世”(《原道中》)，故亦可以一言而尽孔子，“曰学周公罢了矣”(《原道上》)。前已指出，章氏心目中的“史”乃是据档案著成的表现“帝王经世之大抵”的“撰述”，而《六经》乃孔子深知“空言不成以教人”，取以“明先王之道”之书，故可以说“昔人不著书，昔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故可以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同上)，故可以说“六经皆器也”(《原道中》)。对付子女人来说，“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成见之道”(同上)，只能诵读《六经》，由于“道体无所不应，六艺足以尽之”(《诗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