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坐书局北窗下校印书数纸罢，视日向晡矣。”晡即申时，午后三时至五时。这位勤劳事情的书局职员不是南通人而是韩国闻名墨客金泽荣。金泽荣（１８５０～１９２７），字于霖，号沧江，另号韶生、云山韶堂主人，暮年又称长眉翁。韩国京畿道开城郡（旧名嵩都，目前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开都会）人。与李建昌１８５ ２～１８９８、黄１８６５～１９１０、姜玮１８２０～１８８４并称为韩末四大古文家。他年轻时读我国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书，意会到唐宋派散文的雄奇精妙，说：“读归有光文读之忽有所感，胸膈之间犹若砉然开解”今后刚强了走古文派文学之路的信心。厥后他又说，我为文爱好韩愈、苏轼、归有光，为诗爱好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王士，可见中国文化对金泽荣的影响之深刻。金泽荣在１８９１年（韩光武帝二十八年）会试中进士，先后任职议当局主事编史局、中枢院参书官兼内阁记载局史籍课长、弘文馆纂辑所正三品通政医生等。这些部分看似文化闲职，却对国度运气非常敏感，由于在编撰教科书等等事情中，日本已经逼迫他们为其侵犯行径辩护。１９０５年，日本又悍然在汉城创建宪兵司令部。金泽荣不肯当亡国奴，毅然携老婆踏上避难中国的门路。 笔墨林印书局是清末状元，近代闻名实业家、教诲家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１９０３年在南通开办的中国近代早期印刷出书机构。因书局选址在半芜的园苑――西园，取唐墨客张说“东壁图书府，西园笔墨林”句，名为笔墨林印书局。张謇在订定书局章程时说，办印书局是“私益之义少，而为一方学术公益之义多。”不但编印课本、账册，并且刊印学术著作。为顺应清末立宪活动的鼓起，书局出书了《日本宪法义解》《英国国会史》之类册本。张謇发起延聘外国粹者和遴选中国“文笔优长”且能通外国语者到书局事情，金泽荣是书局约请的最美人选。 一、在朝鲜结识张謇，到南通投奔张謇 金泽荣和张謇的来往始于１８８２年（光绪壬午，韩光武帝十九年），其时清朝当局应朝鲜国王李熙之邀，调派庆军统帅吴长庆率部赴朝帮忙安定军乱，张謇作为庆军幕僚随军出征。来华请援的领选使朝鲜吏部参判金允植（洵卿）和张謇在评论诗词时先容了金泽荣。张謇厥后在文章中记载了这件事：“往岁壬午，朝鲜乱，謇参吴武壮军事，次于汉城……金参判允植颇称道金沧江之工诗，他日见沧江于参判所，与之谈，委蛇而文，似迂而弥真，其诗直窥晚唐人之室，参判称固不虚。间辄来回，欢然颇洽……”张謇曾赠金泽荣三方福建印石和二块徽州松烟墨。金泽荣也到清军驻地访问过张謇，他在自撰《年略》中写道：“（壬午）八月会清人张季直于清军中……笔谈数十牍……极欢而罢。”金泽荣非常倾心张謇，赋诗赠别：“……大地摇荡无昼夜，高帆映日张生来，吴公幕下三千士，借箸运筹须汝才……”“壬午之役”是鸦片战役以来清军在对外战役中难过的一次胜利，张謇帮忙吴长庆运筹帷幄，声东击西，表现出良好的才干，并撰写了《朝鲜善后六策》《壬午东征事略》《乘时复规流虬策》等文章，主张清当局持倔强态度以阻遏日本的侵犯扩张野心。因此博得了朝鲜很多有识之士包罗金泽荣的尊重。 金泽荣在来中国之前，给张謇写了一封信。“与吾子别，今已二十三年矣……得人知己，自古所难，以仆不肖，窃尝奉吾子知己之言也，至今未尝暂忘于中，今生此世夫复何幸，亦复何求，将朝暮投劾帆海而南从吾子于山椒水曲之间以与吾子对论文史，忽焉忘世……” 金泽荣在设在上海的通州大生实业公司账房访问了张謇。张謇厥后记述道：“……甲申既归，遂与沧江睽隔，不通音问。阅二十年，忽得沧江书于海上，未来就我，已而果来，并妻孥三人，行李萧然，不满一室，犹有长物，则所抄申紫霞诗稿本也。”急忙避难，别无他物，作为学者最贵重的莫过于文籍和文稿了。金泽荣在《自志》中说：“……遇季直言曰，此身戋戋学殖，资于中国之贤人，所谓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者也。嗟乎，吾纵不克不及生于中国，独不成葬于中国乎！”张謇公然不负老友，他怜悯金泽荣的不幸遭遇，而且敬重其品德、文品，不单热情地欢迎了金泽荣，而且为他作了久远的筹划。张謇盼望金泽荣任沪报社编缉，但他推辞说，“一个避难之人怎么敢和中国的士医生们议论天下事呢！”正值笔墨林书局初创，必要人才，张謇便布置他到通州笔墨林书局做编校。 二、与俞樾、梁启超、屠寄、严复、郑孝胥的来往 金泽荣从汉城出发，到上海登岸后先去苏州访问俞樾。在来中国之前，金泽荣给俞写了一封信，“极道敬慕之诚并以诗文数篇见示”，俞其时已是８５岁高龄，仍赋诗二章答之，“已感蜜意传缱绻，更惊健笔擅纵横”，“莫惜缘悭难觌面，好凭鱼雁话一生”，并以《春在堂全书录要》一册寄之。金寄诗文稿给俞，俞也将本身的文集录要回赠。两人年事相差２９岁，以文会友，金对俞是崇拜敬慕，俞对金是欣赏提携。应该说金泽荣得到俞樾的欣赏是促成他避难中国的紧张缘故原由。俞是清末闻名学者，得到他的承认，也就得到了中国粹界的承认，金泽荣以文章报国，以著述为业，这一点对他是至关紧张的。他在《奉和俞曲园老师》诗中说，“远海几次劳梦寐，尺书难过罄衷情。玄亭载酒他时约，预嘱阳侯送棹轻”，诗书往来，岂能倾吐情怀，照旧相约碰面时共诉衷肠吧。 金泽荣请俞樾为本身的诗文集作序，俞樾厥后写道：“……余读其文，有清刚之气而曲折疏爽，无不尽之意，无不达之词，殆合曾南丰王半山两家而一之者。诗则格律严整似唐人，句调清新似宋人。吾于东国诗文亦尝略窥一二，如君者，殆东人之超群绝伦者乎。”（俞樾《沧江全集序》）金泽荣回到上海不久就收到俞樾寄来的序文，“……及余辞归沪而序文至，则距请不外五六日，盖其年已极隆而精神之不衰者云云，而序中所论所赏多有令人冲动者，实余笔墨游世以来数十年所不几值也。”（《挽曲园老师》）扶杖见客已是礼遇，应允作序更属难过，况且仅五六天后序文即寄至沪，俞樾是申明卓著的学者，金泽荣得知遇之恩矣。“大作敝稿序，平驯有韵而成又甚速，孰谓老师已耋也哉。诗文之评俱极博识，使人油然有感。”（《答俞曲园老师樾书》） 梁启超也是金泽荣敬重的中国粹者。梁启超开办《新民丛刊》时，以“中国之新民”笔名颁发《新民说》系列文章。金泽荣自署“中华新民”，应该说是受了梁的影响。梁启超说康有为“于中外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他自己也发愤“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金泽荣在中国找到了以文报国、以史报国的知音，他委托张謇请梁写序。梁启超在《丽韩十家文钞》序中说：“夫国之生死，非谓夫社稷宗庙之兴废也，非谓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盖有所谓百姓性者……百姓性以何道而嗣续……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昔人所谓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者，殊非夸也。”这里说的“文学”固然是广义的，是社会心识形态之一，是将哲学、汗青、文学等书面著作统称为文学。金泽荣在《明美堂集》序中也说，“自昔人国未尝不亡，而于亡之中有不尽亡者，其文献也”，和梁启超的头脑何其相似。金以为“委巷辁士，官府小吏之所记载，皆足为亡国之遗宝”，这是他对整理、保管民族文献的态度，著述、修史都是以文章报国。因此他定居南通不久，曾返返国内搜集资料，“一部阳秋傲慢计，归装辛劳聚遗书”，他剃发换装妆成中国人，以避开政府的搜捕。金泽荣和梁启超的访问是在１９２２年的南通，梁启超应张謇之邀来南通参与中国科学社七次年会。金已年逾古稀，仍亲往访问，有《梁任公至南通余访见之嫡有赠》诗，“一朝欢乐逢名士，千古返来有此时”，“泰山文望昌黎氏，泽潞兵谈杜牧之”，表达了本身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