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求治”是古代中 国明主贤君们带有“标记性”色彩的治国理念，其所指向的是统治者在政治上对史学的需求，这种需求将史学与政权的保存、牢固、连续以及与之相干联的统治者的“身家性命”牢牢地“绑缚”在一起，因而成为“官方”存眷史学、构造人力记事撰史的最重要同时也是最直接的缘故原由，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生长影响巨大。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为《资治通鉴》“御笔”作序“赐名”，可以视为对这种政治需求的最好的解释。但是，统治者对史学在政治上的需求，每每只范围于官方的史事记载和史书撰述等史学举动，对非官方史学的生长的影响并不大，其作用也非常有限。倒是遍及存在的“托物”“留名”以图不朽的生理需求，对非官方的史学运动具有更“遍及意义”的鞭策力，固然，这种心态对官方的重史举动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众人常有的这种“留名”心态，唐代闻名史学家刘知说过一段称得上是“直指民气”的话。他说：“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活着，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史通・史官建置》）从如今可以看到的汗青资料来看，这种“心态”在东汉从前好像还不显着，但自东汉时起就变得日趋猛烈了。东汉前期的闻名学者王充在《论衡》中非常明白地表现，他所鄙夷的是那些虽居高位但“文德不丰”，因而“百载之后，与物俱殁，名不流于一嗣，文不遗于一札”的人；与此同时，他对因文德并茂而“体列于一世，名传于千载”者，则非常推许（《论衡・自纪篇》）。可见，王充不但重文重德，并且对一小我私家是否可以或许“名传于千载”是相称看重的。更紧张的是，这种心态是其时社会的遍及存在，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后汉 慎令刘君墓碑》中对东汉时人的这种社会生理有过正确形貌：“人皆有亡，贵终誉兮；殁而不朽，垂 名著兮。” 在这种心态的驱动下，“立碑述德”开始出现并日趋增多。上自皇室，下至庶民，纷纷树碑以留名。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篇》中对付这种环境有所反应：“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也谈及这种征象：“自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成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自后汉以来，弟子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德。”故意思的是，欧阳修将这种征象称之为“托物”“留名”，即“托有形之物，欲垂无穷之名”（《集古录跋尾・后汉 郎中王君碑》）。一方面，人们盼望将墓主的事功“记”在石碑这种不易毁朽的载体上，使其可以或许“千古留名”，所谓“树碑表墓，昭铭景行，俾芳烈奋乎百世，令闻显于无穷”（范文澜《文心雕龙注・郭有道碑》），“身殁名存，永世慕思”（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司空文烈侯杨公碑》）。另一方面，立碑者也盼望借此“附托”墓主而留名后代。赵明诚在《金石录跋尾・汉州辅碑阴》中说得明确：“自东汉以来，一时名卿贤医生，死而立碑，则弟子故吏每每寓名其阴，盖欲附托以传不朽尔。”因而，在东汉的一些墓碑上，就经常镌刻着数目可不雅的立碑者的姓名，如《 后汉杨君碑》碑阴题名者一百三十一人；《后汉杨震碑》“碑阴题名者一百九十人，别的消逝不完者又十余人”；题名多者乃至到达近三百人，如《冀州刺史王纯碑》碑阴题名“笔墨齐备可识者百九十余人，消逝不成识者又九十余人”。并且，绝大多数碑阴题名者，“其人皆著州县邑里名字甚详”，可见其附托墓主而留名后代的目标非常显着。在这些立碑者中，不但有常见的墓主的弟子故吏之类，同时也不乏黎庶布衣。如欧阳修《集古录》中所收《后汉残碑》，其碑阴题名者，只有姓名而“皆无官号邑里”，这些人就应是平凡布衣；又如赵明诚《金石录》收入的《汉蔡湛碑》，其碑阴题名者中“有故吏、贱民、议民、故三老、故处士、义民”等，这此中显然有布衣。由引可见，其时留名后代的心态非常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