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始终作为正统，贯串着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文化、头脑、哲学等生长进程的各个方面。其连续时间之长、包围范畴之广、产生影响之大，都是令今人不可思议的。而经学中的今、古文学题目，则更是经学史上聚讼纷纭、真伪莫辨、迄今仍悬而未决的一大疑案。 研究今、古文学的辩论，必定要溯源到古文学派的开创者刘歆。刘歆是以一个才具有为的青年学者身份出如今汗青舞台上的，其契机始于一场学术大争论，这场争论就是西汉学术史上闻名的今、古文之争。刘歆在西汉沿革已久的今文十四博士制度上揭橥异端，举起了古文经学的大纛。他这一非常举动的动机，引起了后人的不时猜想。尤其是今、古文学家的推论，可谓截然两橛。古文学家以为刘歆因古籍遭秦火禁挟而完整，故网罗散佚、网络经传，当誉为“孔学元勋”。而在今文学家看来，刘歆伪造群经、思篡孔统，以之作为新莽攘窃汉室之东西，乃孔学罪魁。近世以来，一些学者越出今、古文阵营壁垒之外，站在“超经学”的客不雅态度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取得了丰富的研究结果，但在诸多争端上仍旧存在着显着的意见不合。这一题目详细关涉到对刘歆汗青职位及古文经传可信水平的评价，故本文不得不再作辨析。 一、西汉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学是植根于实际头脑政治泥土的一种学派，险些把持了武帝以后西汉一代的意识形态范畴；而随着古文经传的不时掘客，古文经学的阵容也日趋强大，古文学家对本学派受克制状态的不满感情越来越猛烈。在此配景的不雅照下，今、古文之争势在必定。时至西汉末年，这一场大争论的序幕终于由刘歆揭开了。 史载（1），成帝河平年间，刘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发明了很多古文经传。他以为今文经传由于秦始皇焚书禁挟之律已经完整不全，而古文经传相对说来却要完备可靠得多。如《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多得十六篇，《逸礼》较高堂生所传的《礼经》（即《仪礼》）十七篇多得三十九篇，又如《左传》较《公羊》、《谷梁》“信而有徵”。由是刘歆扬弃了其今文旧说，转而宗主古文经学。到了哀帝建平常，“及歆密切，欲创建《左氏 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不愿置对。刘歆又想告急于丞相孔光的支持，也遭到了拒绝。于是，刘歆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一方面批评他们“专己守缺、因陋就寡”，一味拘于繁琐不胜的笔墨训诂，或妄言灾异、滥解谶讳，面临新近出现的古文经学，不但深闭固拒、不思革新，并且“党同门、妒道真”；另一方面，又重复阐明古文经传的出处和它的可靠性，说“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徵验，外内相应，岂苟罢了哉！”主张“与其过而废之，宁过而立之”。从文辞上来看，《移让太常博士书》说话激切、潇洒刚劲，布满挑衅性，是学术头脑史上一篇车载斗量的战斗檄文。然而却因此激起了今文博士们及权臣的痛恨。光禄医生龚胜上疏深自罪责，请“乞骸骨罢”，这现实上是对刘歆争立古文经传表现抗议。大司空师丹对古文经学也非常不满，弹劾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作为名义上仲裁者的哀帝虽怜悯刘歆的处境，以“欲广道术”为其摆脱，但刘歆仍旧由于冒犯了大批权臣，在政治上显着处于劣势。今文博士们乘机对他大加嘲讪诽谤。刘歆只好哀求放他外任，暂避锋芒。这场争论终极由于王莽的政治干涉，调和此中，临时平息。但固有的学术上的抵牾以及长处上的辩论并未就此一劳永逸地得到办理，在以后漫长的经学史生长历程上，潜伏的隐患又曾数度发作。而险些每次今、古文之争的核心，都不脱于刘歆与经古文学之间内涵且玄妙的干系，这也是本文接下来将详加探究的题目。 二、“刘歆遍伪群经”考辨 刘歆是否遍伪群经？这是历代学者扳缠不清的一个题目。在很大水平上可以说，自汉哀帝建平元年刘歆请创建《左传》等及王莽发得《周礼》后，便若静水投物，波浪耐久不息。 《周礼》一书，初出即遭今文学派的猜疑，“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2）后代今文学家以《周礼》为渎乱不经之书，乃至径说是刘歆伪造。清方苞《望溪集卷一•周官辨伪》以“窜乱归之刘歆，凡十篇。”（3）于是刘歆作《周礼》之说，至清季而益盛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云：“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厥后今文诸家，直至“五四”期间很多考辨古史的学者，如梁启超、崔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多数亦持此说。 固然也不乏有为刘歆辨诬者。汪中《述学》一书，有《周官徵文》一篇，从笔墨资料方面缕举《周官》在先秦就已存在的六个证据。孙诒让撰《周礼公理》，仍以此书为周公所作。至三十年代，郭沫若著《周官质疑》一文，钱穆撰《周官著作期间考》，考订《周礼》为晚周时物，非周公之作，亦非刘歆所伪，本相渐渐明白。顾颉刚这时的意见亦有所变化，以为“是（ 战国时）法家的著作，和西汉儒家头脑绝不雷同”（4）。其门生刘起则详细考据《周礼》成书的生长历程，以为至迟汇编于春秋期间，全书增补写定当在战国时期，汉代整理图书时又有掺入（5）。至此《周礼》题目根本得到办理。 五经中，独《左传》题目，乃愈久而愈棼。康有为就曾锐眼指陈，“《左传》者，歆伪经之巢穴也。”（6）因现在文学家攻之愈急，古文学家守之则弥坚，一似永无办理之盼望。今人杨向奎亦阐发曰：“所扳连者广，所籍者多，故歧义既夥，欲图办理乃愈难。”（7） 西汉末，刘歆请立《左氏春秋》时即遭执政大臣及今文博士的尽力拦阻，以为“《左氏》不传《春秋》”（8）。东汉今文学家李育虽乐其文彩，却也以为“不得贤人深意”，因此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清中叶以后，今文学派再度崛起，刘逢禄著《左氏春秋考据》，胪举《左传》阙文，证“《左传》不传《春秋》”，并谓《左氏》凡例书法，皆出刘歆。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对付《左传》打击愈甚，且以为《左氏》乃刘歆分裂《国语》而成。钱玄同更从《左传》与今本《国语》二书所谓“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发覆开去，以证康氏之说。今人徐仁甫集三十年成《左传疏证》，校雠群书，分析异同，证《左传》采《 史记》者有一百二十七条之多，以刘歆作《左传》为结论，重复证勘，论辨甚详。 而为刘歆洗冤之作，近世则有刘师培撰《周季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及《〈史记〉述〈左传〉考》等文，以为《左传》晚周时已行于世，当非刘歆伪作。在诸多翻案文章中，最有力者当属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缕举向、歆父子古迹及新莽朝政，条别年代，证实刘歆并未伪造群经，并从逻辑与汗青相悖的角度，品评康氏之说不成通者二十八端，皆甚允当。今后杨向奎更力驳康氏“《左传》乃分《国语》而成”之说，以为《国语》之文法、文体、记事、名称等皆与《左传》差别，二者决非一书之分裂。杨伯峻则另辟蹊径，采顾炎武遗说，以预言灵验与否来推断《左传》约成书于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6年之前，并非刘歆伪造。 由上可见，历代今、古文学家及其他学者，曾就《左传》题目举行了猛烈的争辩和过细的考据。但是，由于每每受制于各自壁垒之森严，在学术论争中混合以意气之用事，各执一端、彼此攻讦，以致得失兼有、瑕瑜互见。笔者不揣浅薄，在此拟就《左传》诸题目对前人叙述中有代价局部在择善而从的底子上做一番综合阐发，并略陈鄙见，以求方家指正。 第一，《左氏》不传《春秋》。晋王接即言：“《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9）宋刘安世亦指出：“《左氏》于《春秋》全部者或不解，《春秋》所无者，或自为传……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成合而为一也。”（10）试看“庄公二十六年”，经有五条，无一条有传；传有三条，经全无。别的，经与传相互抵牾之处（如用历题目），不成罗列，足见《左氏》不传《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