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文化圈的形成及其代表人物略述 时间:1970-01-01 08:00 发布者:tianxiu 从
战国到秦,运动在河西地域的重要是月氏、塞种胡和乌孙等族。在这些种族中,以月氏最为强盛。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1]以是到了秦汉之际,运动在敦煌与河西其他地域的则重要是月氏和乌孙了。
西汉初年,匈奴赶走了月氏、乌孙,占据了河西。匈奴不但在霸占区征收钱粮,还严峻地粉碎和拦阻中西交通;并与羌人保持,威胁着汉朝的平安。面临这种环境,汉高祖刘邦曾经发兵抗击,但是不幸失败,被围于平城(今大同市东),后用陈平之计才得以脱身。今后,两边签署了和亲盟约。匈奴通过和亲,每年从汉朝得到大量的絮、缯、酒、米等衣食。但是匈奴仍不时地派兵南下,骚扰汉朝疆域,杀害吏民,虏掠生齿。汉朝初建,无力还击,只有忍让。
在西汉开国的六七十年间,匈奴权势变得越发强盛,史称其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匈奴贵族为了满意其贪欲,对汉朝的疆域扰乱日甚。在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33年间,匈奴骑兵比年南下,虏掠人畜,劫夺财物,蹂躏庄稼,汉朝南方宽大地域受到严峻危胁。在此数十年中,西汉王朝颠末恒久的休养生息,特殊是颠末“文景之治”后,国势变得非常强大。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时,对匈奴还击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汉王朝订定了以武力防备和抗击匈奴的目标。建元二年(前138),汉武帝调派张骞出使西域,前往探求被匈奴迫逐西迁的大月氏、乌孙等民族,以团结他们配合抗击匈奴。张骞在半途两次被匈奴监禁达十一年之久,于元朔三年(前126)刚刚还归长安。这此出使,并没有到达本来的目标,但对西域的地理物产、风土情面却有了比拟深入的相识,刚强了汉武帝以武力抗击的刻意。于是他任命卫青和霍去病为上将,发动了三次大范围的战争:公元前127年的河南(河套以南)之战,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和前119年的漠北之战。
河西之战重要是由青年将领霍去病向导举行的。据纪录,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西行过焉支山,深入匈奴地千有余里,大破匈奴,斩获甚多。同年夏,汉王朝乘胜出击,再次进军河西。这次,霍去病从北地出发,至居延,然后南下打到祁连山,俘、斩匈奴三万多人,并“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3]这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4]今后,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朝的幅员。
河西归汉后,汉王朝便接纳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办法进一步开辟河西。元狩二年河西之战竣事后,汉王朝即以匈奴之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至此,汗青上著名的“河西四郡”完全创建起来,使河西汗青掀开了新的一页。
为了防备匈奴的扰乱,保证河西地域的平安,汉王朝又在敦煌以西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以把守西域进入河西、中原的大门。同时,还将秦长城向西延伸,修筑了从令居(今永登县)到敦煌,不停延伸到盐泽(今罗布泊)的长城。并在长城沿线按必然间隔修筑烽燧亭障,由侯官、侯长和都尉等率戍卒把守。如许就形成了精密的军事防备体系,为捍卫河西地域住民的正常生存和“丝绸之路”上往来使者、商贾的平安发挥了庞大的作用。
由于西汉王朝对河西走廊的安稳占据,原住匈奴诸族的迁移,河西地域一时变得火食稀疏。为了牢固对河西走廊的统治,汉武帝接纳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将关东穷人或罪犯迁来举行屯田和垦荒。
徙民办法的直接效果便是河西地域生齿大增。据《汉书・地理志》纪录,到西汉平帝时,河西四郡共有71270户,28万多人[5]。
这些大量迁入的徙民和戍卒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须的劳动力,再加上河西走廊广袤肥沃的地皮和祁连山富厚的冰川融水等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另有中原地域先辈农耕技能随着移民的传入,使河西农业生产飞速地生长了起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不但包管了移民和驻军生存的需用,并且在中原地域产生饥荒和劫难时,还能调拨出大量的粮食增援中原灾区,使河西地域成为我国古代汗青上著名的商品粮基地。居延汉简的有关简文即生动地为我们阐明了这一点。这种环境不停连续到了唐代。《平静广记》说:“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藏于黎民。天子幸五岳,从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唐代晚期,张议潮摈除吐蕃在河西的统治,归义军治下的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生长。敦煌文书中就有“荷锸如云”,“家家都有十水,男耕女织不相失”的纪录。唐僖宗时,中原产生饥荒,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还将大量的储粮运往中原,供应中原王朝,助其度过难关。[6]
移民不但为河西地域提供了富足的劳动力,带来了中原地域先辈的农业技能,促进了河西地域农业经济的生长,并且也带来了中原发达的华文化。汉时,很多朝廷命官,如戾太子变乱中受到连累的很多官员就被放逐到河西地域。这些人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的到来,使中原发达的华文化也随之流传到了河西地域,他们自己及厥后裔也成为本地的望族和大姓。如敦煌地域的翟姓,便是汉朝闻名宰相翟方进的后代。这些望族大姓的运动每每带有较强的文化意识和很浓重的宗教色彩。莫高窟的一些题记和榜文就充实阐明了这一点。[7]
西汉末年,中原大乱,群雄盘据。窦融从本地来到河西,拥兵自保,被推为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上将军。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遂使这一地域“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匈奴惩,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宁、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停”[8]。相对不变的河西地域吸引了不少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地域的人前来。《后汉书・孔奋列传》载:“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甘肃武威)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河西之安宁富庶于此可见一斑。
东汉时期,由于北匈奴的不时扰乱,丝绸之路西域段曾经“三通三绝”,但经窦固、班超等的苦心谋划,仍旧坚持着繁荣情形。尤其是东汉后期,敦煌更成为谋划西域的中央,控制中西交通孔道的咽喉要冲。
到曹魏时期,由于东汉以来形成的豪强盛族的权势越发强盛,他们吞并地皮,压榨农夫,诓骗打单西域商贾。针对这种环境,其时的凉州刺史徐邈和敦煌太守仓慈便接纳办法,排除豪强的私家武装,打击了豪强盛族的器张气势。特殊是仓慈,办事公平,同等看待少数民族,勉励胡汉通婚,为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各国胡商提供种种便利,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生长,使敦煌成为商贾云集、商业发达的贸易都市。
如许,河西走廊从张骞通西域,霍去病破匈奴开始,颠末六七百年的开辟谋划,到魏晋初期,业已成为政治相对不变,经济空前繁荣的一个奇特地区,它为学术文化的进一步生长预备了富足的条件和肥沃的泥土。
到东晋十六国时期,整其中原地域战火弥漫,兵戈不息,而河西地域则“秩序安宁,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遁迹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难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9]。前后相继或交织并存的五凉政权,相互之间虽有征战,但和中原地域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等比拟,无论其范围照旧造成的粉碎都要小得多。相对来说,在其时的中国,河西走廊无疑是一片人间的乐园,因而“中州遁迹来者日月相继”[10]。据纪录,永嘉之乱时,都城士医生就熟悉到:“天下方乱,遁迹之国唯凉土耳。”建兴之乱后,晋王司马保败亡,“其众散亡凉州者万余人”[11]。大量中原庶士的避居河西,使河西文人学士大为增长,这对保存中原先辈文化和鞭策河西文化的生长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胡三省所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12]
中原文人学士涌入河西,只是河西“多士”的一个缘故原由。随着汉代对河西的开辟,丝绸之路的流通,河西文化与河西经济一起迂回上升。一批作为田主阶层知识分子的“士”,便在西北边境的河西一隅,破土而出。因此,自汉以来,河西地域特殊是敦煌,已是文化极盛之地,文人学士早已大量涌现。而西晋王室内乱,中州云扰,安宁世族张轨出牧凉州,保境安民,兴办文教,选拔人才,为河西的田主阶层创造了保管和生长本身家属和家学的有利条件,从而吸引了不少的中州人士流向河西,这就使原本“多士”的凉州,越发地灵人杰。[13]
河西的文人学士,多出自西州大姓。如安宁张氏、陇西李氏、略阳郭氏、西平田氏、金城宗氏以及敦煌宋、阴、索、汜等,都是“以儒学显”、“以儒学致位”、“以儒学见称”的西州右姓。傍边原板荡、京洛公学沦废,学位下移之时,西州大姓在相对安宁的河西一隅,“用心经籍”,致力儒学,既可以生长当地的学术文化,又能保管、继续固有的传统文化,正如陈寅恪老师所说:“刘(渊)石(勒)庞杂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外乡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管,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教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区性子。”[14]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原由,河西地域的文化奇迹在两汉以来的底子上得到了敏捷生长,出现了繁荣郁勃的局面,并一跃而成为南方文化中央,形成了具有必然地区特色的河西文化圈。
这一文化圈的形成又与河西各政权的执政者对学术文化和教诲奇迹的器重提倡有着密切的干系。如张轨到凉州不久,即“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15],并遍及征求高才硕学、经史著述等有识之士,如宋配、阴充、汜瑗、阴澹等为股肱谋主,为其政权办事。至张骏时,更“立辟雍、明堂以行礼”[16],选派仕宦主管教诲奇迹。张祚、张天锡执政时期,多次派出使者,厚礼征聘隐逸有学之士。张天锡还以文人自居,在朝卿士、郡县守令纷纷拜师修业,形成民风;他还亲身构造了《首楞严》等经的翻译,稍后,凉州即高僧辈出,人才济济。
南凉秃发氏,最初致力于征战拓土,奖用武士,不大器重教诲奇迹。后采用史“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的发起,积极办学,“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17]。至檀时,又延纳后凉、后秦文士为己所用,使境内尊师重教之风依然郁勃。当后秦姚兴欲吞灭南凉,遣其尚书韦宗窥其虚及时,韦宗仅以“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凭江山之固,未可图也”回报[18],足见南凉兴学之举,影响已传诸境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