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叶适有明白的道统头脑,以为自尧舜禹至孔子有着一个连贯的道统序次。他阻挡将曾子、子思、孟子列入儒家道统之内,表现出他阻挡程朱的道统论及否定他们的道统继续权。同时,他自己也有着猛烈的继续道统的头脑,以为儒家道统存在于六经之中,因此通过读经则可以继续道统。叶适的道统论与他的王道功利说也是有干系的。起首,叶适以为三代圣贤也讲功利,但它是基于王道底子之上的,尔后世讲功利则基于申商韩非等人的理论之上。其次,叶适以这种王道功利说来权衡后代史事,以此评判他们是否继续道统。叶适的王道功利论与道统论相辅相成,表现在他对汗青题目的见解上。叶适对汗青题目的见解不是一种向前看的不雅点,而是一种猛烈的回归三代的不雅点,这种不雅点正是他的以民气来讨论汗青生长趋势的必定效果。 要害词:叶适; 道统论; 王道功利论 关于叶适的道统论题目,先辈与时贤已留意到叶适品评孟子,否定子思、孟子等人在儒家道统中的职位,但由于种种缘故原由,有些题目也没有得到进一步叙述①,因此有须要加以讨论。本文对有关叶适的道统论及相干的题目作些增补,以向同仁讨教。 叶适是有明白的道统头脑的,他以为:自尧、舜、禹、皋陶、汤、伊尹、文、武、周公直至孔子,存在着一个连贯的道统序次,固然“世有差降,代有收支,时有难易,道有屈伸”②,但孔子排定了自尧至周公的道统序次是未可厚非的;而汉唐诸儒尊子思、孟子,致使“二千年间,萌蘖泛滥,若存若亡”,他们不单没有展现道统真正的大义地点,有些不雅点也与孔子有较大差别;宋代诸儒“博探详考,知本统所由,尔后能标颜、曾、孟子为之传,揭《大学》《中庸》为之教,语学者必曰:‘不如是,缺乏达孔子之道也。’然后序次不差而道德几尽信矣”。在叶适看来,展现尧舜禹到孔孟的道统体系的功劳应归于两程、张载、朱熹及吕祖谦等数人,尤其对朱熹“极辨于毫厘之微,尤激切而周到,未尝不为之叹息也。”③不外,叶适一方面必定宋儒展现儒家道统的功劳,另一方面又猛烈地阻挡将子思、孟子纳入这一道统体系之内。他明白说过:“然自周(公)召(公)既往,大道厘析,六艺之文,惟孔子能尽得其意,使上世圣贤之统可合。自子思孟子犹有所憾”④,意思指子思、孟子不克不及完全明白先王圣贤之意,固然也就不克不及继续道统。由此,叶适叹息地表现:“自孔氏之高弟缺乏以知之,各因其质之所安而谓道止于云云”⑤,也就是说,叶适排挤了孟子之后全部儒家学者的道统继续权,固然也就不把宋儒如周敦颐、两程、张载、朱熹等人作为道统的继续者。 应该指出,宋代自两程起,不停推许子思及孟子,而朱熹更将子思与孟子这一道统视为本身学术理论的生命线,将周程诸儒承继于思孟这一道统之后,固然本身也就当仁不让地自继于两程之后:“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接乎孟子之传,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间焉。”⑥正由于朱熹尊子思与孟子,他也就极其器重四书,乃至将四书的职位放在六经之前,排定四书序次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学者入德之门。显然,朱熹举高了思孟学派的职位。叶适则从详细题目入手,来品评两程的不雅点,以便否认他们的道统继续权。他批驳了“程氏诲学者必以敬为始”的不雅点,以为“学有本始,如物始生,无不懋长焉,不成强立也”,“是则敬者,德之成也。学必始于复礼,故治其非礼者尔后能复。礼复尔后能敬,所敬者寡而悦者众矣,则谓之无事焉可也。未能复礼而遽责以敬,内则不悦于己,外则不悦于人,诚行之则近愚,明行之则近伪;愚与伪杂,则礼散而事益繁,安得谓无!此教之失,非孔氏本心也。”⑦叶适与两程的差别在于:两程以为学以持敬为始,而叶适则以为学以复礼为始。叶适还指出:“近世之学,虽曰一出于经,然而泛杂无统,洄失次,以今疑古,以后准前,尊舜文王而不知尧禹,以曾子子思断制众理,而皋陶伊尹所造,忽而不思,意悟难守,力践非实”⑧,乃至讥讽道:“理不尽,徒胶昔以病今;心不明,姑舍己以辨物。发愤而种,皆文藻之末;鲁莽而获,皆枝叶之余。”⑨值得留意的是,朱熹对两程的“持敬”光阴是极其赞赏的,不停申饬本身门生要将敬字作为学者的第一义。显然,叶适阻挡两程持敬,现实也含有对朱熹的品评,通过这些品评来到达否认他们继续了道统。 正由于叶适对子思、孟子加以品评,也就使他将《大学》《中庸》《孟子》三书排挤在“经”之外,他在《习学记言序目》中专门对《大学》等三书的重要不雅点举行过严肃地品评,以为此三书与六经存在着许多差别,乃至讽刺道“学者缺乏以知其统而务袭孟子之迹,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⑩值得增补的是,叶适只是品评子思、孟子的某些学术不雅点,指出他们与孔子之间的差别,阻挡将他们纳入儒家道统继续人的行列,但对子思、孟子仍有很多称赞之词,乃至偶然仍将孟子视为儒家道统的继续人,这种抵牾的征象在叶适著作中仍不少见,下仅举两例: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按子思独演尧舜之道,颜曾以下为善有艺极者所不克不及也,故自孟子少时,则固已授之矣。尧舜,君道也,孔子难言之;其推以与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后喻之,明非不成为者,自孟子始也。(11) 周衰而天下之民俗渐坏,齐晋以盟会相统率;及田氏六卿吞灭,非复成周之旧,遂大坏而不成收,戎夷之横猾不是过也。其时每每以为人性自应云云,……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无不善,不幸失其所养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尧舜禹汤之统。……此孟子之功以是能使帝王之道几绝复续,不以毫厘秒忽之未备为限断也。……尔后世学者,既不亲履孟子之时,莫得其以是言之要,小则无见善之效,大则无作圣之功,则所谓性者,姑以备论习之一焉罢了(12)。 前一段是叶适对孟子认定的尧舜之道“非不成为”不雅点的必定,后一段对孟子使王道“几绝复续”之功的歌颂,好像又在必然水平上认可孟子对儒家道统的继续权。显然,夸大叶适“非孟”头脑是有短缺的,但叶适在更多的场所表现子思、孟子不该继道统也是显着的究竟。叶适门生孙之弘在《习学记言序目序》中也曾明白指出:叶适以为“以孟轲能嗣孔子,未为过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则于本统离矣”(13),显然可见,叶适阻挡的重要是“舍孔子而宗孟子”的不雅点,现实是品评宋儒中特殊爱崇思孟学派的理学家,如朱熹等人。 叶适也阻挡将曾子作为孔子道统的继续人,他说: 然余尝疑孔子既以一向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于一向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及人,虽曰表里合一,而自古贤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成便以为准也。子贡虽分截文章、性命,自绝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宁告晓,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其以是识之者,一以贯之罢了;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至于近世之学,但夸大曾子一向之说,而子贡所闻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余所不克不及测也(14)。 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后殁,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按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谓至(15)。 叶适否认曾子、子思、孟子继道统,本色上也否认两程、朱熹等人的道统论及道统继续权,但是,他仍坚信儒家确实是存在着道统的:“不克不及言统纪者固非,而能言者亦未必是也。”(16) 那么,这一道统毕竟怎样呢?叶适以为:“《书》称‘民气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之统纪体用卓然,百圣所同”,“此道常在,无阶层之异,无圣狂、贤不肖之殊”(17),显然,叶适所谓的“道统”与两程以致朱熹等理学家的见解毫无两样。但是,两程至朱熹的理学家以为是他们继续了孔孟不传之道统,否认其他学者也有继续道统的权利(18)。叶适则以为:自孔子之后的道统确实是存在的,但是,“道统”既不是由曾子、子思、孟子等人继续过,也并非属于某些人私有:“时诸儒以不雅心空寂名学,徒默视危拱,不克不及有论诘,猥曰‘道已存矣。’”(19)这里的“时诸儒”是有所指的:“古圣贤之微言,先儒所共讲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尝讲,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亲领,游、杨、尹、谢之流,而张、吕、朱氏后时同起,交阐互畅,厥义大弘,无留蕴焉。窃怪数十年,士之诣门请益,历阶睹奥者,提策警厉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宣各有叙述,自名其宗,而未闻与众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岂敬其师之以是觉我,而谦于我之以是觉人欤?”(20)显然,叶适是品评两程至张、吕祖谦以致朱熹等理学家。在叶适看来:“道者,天下共由之途也。使有人焉,以为我有是物也,将探而取之,而又曰我得之矣,则其统已离矣”(21),其意指两程等人自命继续了道统,现实上已经脱离了道统。叶适也断然否定陈亮所说的汉唐帝王、好汉好汉也能继续孔子道统的不雅点。在叶适看来,孔子之后固然没有详细的人来继续道统,但是道统存在于六经之中,六经始终存在于世,那么道统也就存在于世,而不像朱熹等所说的儒家道统密传几绝,因此应该从源头六经开始研讨,认真明白六经的寄义,以真正把握儒家道统,不然就会像子思、孟子那样走样。他说:“道者,自古以为微渺难见;学者,自古以为纤悉难统。今得其所谓一,领悟上下,应变逢原,故不用其人之可化,不用其治之有立,虽极乱大坏绝灭蠹朽之余,而道固常存,学固常明,不以(孔子)身没而遂隐也”,(22)因此,“念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为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发愤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23)叶适之以是将本身的著作取名为《习学记言》,其基础缘故原由也在这里。 叶适另有一段特殊紧张的话,表示他自命继续道统的理论按照与意向: 生于数千载之后,既不及亲见贤人之行事,循其言语行动而可以得其心,与接闻其风声而可以知其人矣,其以是学为圣贤者,独其言在耳。是故孔子录之为经以示后代,其意反覆深切,将使学者因是言而求之,而可以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心,与知其为人而无疑也。……达者知其言也而至于道,不达者不知也,则众人罢了矣,今其载于书者皆是也(24)。 显然,叶适以为可以通过“学其(贤人)言”而达其道,即继续贤人的道统。正由于此,叶适对曾以续六经为己任的王通不无落井下石:“以续经而病王氏者,举后代皆然也,夫孰知其道之在焉”(25),“善哉乎王通氏,其知天下之志乎!其有能为天下之心乎!何以知之?以其能续经而知之。”(26)叶适对王通的称赞,现实是他自命道统继续人的心灵写照。 叶适的道统论与他的王道功利说也是有干系的(27)。起首,叶适以为三代圣贤也讲功利,但这种功利是基于王道底子之上的,尔后世讲功利则基于申商韩非等人的理论之上。比方,叶适以为周公正武庚之叛的功业是切合王道的:“武庚弗顺可也,四国多方,胡为而迪屡不静乎?以是知纣之生死为世道之大变矣。周公虽经心力以行王道,而自是以后,贤人之治终不复作,乃世变之固然,不成不知也。”(28)换句话说,周公这种切合王道的功业,切合“贤人之治”的要求,也是他继续道统的按照之一,但后代则很少有完全切合王道的功业了。叶适讨论管仲与诸葛亮两人的功业与王道的干系是非常典范的资料: 周衰,圣贤不作,管仲相齐,成匡济之业,《春秋》二百余年载之。余考次仲事,与王道未有以异,而处士权术用为首称。诸葛亮治蜀,虽不克不及复汉,然千岁间炳如丹青。余摭亮所行实用霸政,而论者乃以为几于王道。盖古今之世差别,而民气见地亦随以变也(29)。 三代之下,道远世降,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挟霸术,为申商韩非而不自知,以(诸葛)亮委曲考之,历历可见;以是使其功烈不克不及究者,皆末俗余论误之也,余故谆谆具之(30)。 这里,叶适固然将管仲辅齐桓公称霸仍当作“与王道未有以异”的功业,但明白表现这是“周衰,圣贤不作”的环境下出现的“成匡济之业”,意思是管仲仍不属于圣贤,固然叶适也就不会说管仲有资格继续道统,只认可孔子所品评的“如其仁,如其仁”了。至于诸葛亮,叶适非常明白指出他“实用霸政”,那么也就完全没有资格继续道统了,因此对那种以为诸葛亮“几于王道”不雅点,叶适表现不克不及同意的。叶适之以是“谆谆具之”,是由于功业必需以王道为准,假如功利与王道相悖,那只是申商韩非之类的功利,是不切合王道的,因此也就应该剥夺他们的道统继续权。显然,叶适的功利说是基于王原理想之上的,因此我们称之为王道功利论。 其次,叶适以这种王道功利说来权衡后代史事,以此评判他们是否继续道统。叶适指出,古今人物对功业态度是差别的: 古无力征天下之术,以德而天下自至,则有之矣。……卫鞅之后,苏秦张仪,造为从(纵)横,为从者抗秦以自存罢了,为衡者虽连诸侯以事秦,然服之而未有以取之也。既而谋诈蜂出,至韩非李斯,卒并山东而取天下,于是论天下始有势,兼天下始有术。秦之亡,谋臣智士抵掌而议,运宇宙如丸泥,张良陈平之徒,竟以白手帮手其人,而攫取天下无不如志;自后相承,说客处士舍是则不谈。但是王道之亡而民气转易至此,嗟夫甚哉!学者贵自反罢了(31)。 昔人勤心夫役为民除患致利,迁之善而远其罪,以是成民也,尧舜文武所传以为治也;苟操同等罢了,又何难焉!故申商之术命尧禹曰桎梏。战国至秦,既已大北,尔后世更为霸、王杂用之说,自以为甚恕矣;至于书传间时得其一若申商之类者,未尝不拊卷嗟惜,以为偶举而必效,当行而无疑也(32)。 这里,叶适指出昔人与今人对功业的态度是差别的,昔人以“德”来致天下,而不以力征,后人则以申商韩非之术来致功业。因此他指出:“昔人于变乱之际少干预干与,不唯功名之心薄,诚恐雅道(王道)自此而坏,若后代则否则。”(33)叶适曾例说周文王:“文王不改物,始终一道罢了,故孔子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此最论王伯(霸)之准的也。学必守统纪,不随世推迁,后学既讹伯为霸,而其道亦因以离。”(34)显然,周文王的品德与功业是无可责怪的,尔后世既讲蛮横,天然也就脱离了道统了。这里还须增补,上述引文中,叶适明白表现阻挡“霸、王杂用”之说,虽未指明何人,但陈亮所持“王霸并用”之说,叶适显然是不克不及同意的。 叶适以这种不雅点来讨论其他汗青题目,如批评孝文帝迁都并非王道,并以周公比拟较:“孝文(帝)都洛最无谓。周公虽有四方朝贡道里均之说,然成周固未尝受迁邑之利,五帝三代何尝有都洛之文?况王政废兴,岂在都邑。乃汉以后经生相承,夸大其辞耳。孝文自合更为其国开百余年深厚之王业,岂谓一迁洛而本根浮动,坟庙宗族,皆已弃绝,边徼镇戍,单寒无依?向非孝文,便利身见祸乱,然亦竟十余年而国为墟矣。盖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度大计,其害至此。后之学者,又将誉之不已,是以亡为存,以败为成,乌在其言王道也!”(35)叶适在讨论春秋时期史事时也品评过孟子:“狐偃言‘求诸侯莫如勤王’,晋侯辞秦伯,纳襄王,霸业实始于此,与荀劝曹操拒袁绍事意略同。盖诈谋日开,假托日盛,王道遂亡,正孔子所恶,而孟子犹与尧舜汤武同称,盖择义未尽也。”(36)晋侯求霸业造成了“王道遂亡”的了局,天然是粉碎了道统,而孟子比作尧舜汤武,即将他也列入道统体系,叶适是不克不及同意并对孟子提出品评。叶适还品评过欧阳修歌颂汉唐而轻三代的不雅点,以为欧阳修所说“唐太宗之治能险些三王”是毫无按照的,因此表现猛烈反感,这正是基于他那种王道功利论之上的。 总之,叶适的王道功利论是与他的道统论相辅相成,表现在他对汗青题目的见解。从总体来说,叶适对汗青题目的见解确实不是一种向前看的不雅点,而是一种猛烈的回归三代的不雅点,这正是他的以民气来讨论汗青生长趋势的必定效果,而理论色彩则较为逊色(37)。固然,叶适在讨论详细汗青题目时,也有着不少闪光的工具,这也是应该必定的,不外,限于篇幅题目,这里就不睁开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