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元杂剧中有所谓“宾白”。然而，就现存元代戏曲脚本来看，南戏提示说白用“白”，杂剧一样平常用“云”，少数用“白”。惟《元刊杂剧三十种》有两处出现“宾”字，一处在《气英布》第一折： （正末）云：小校那边！现在那汉过来，持刀斧手便与我杀了者！交那人过来。（等随何过来见了）（唱宾）（正末云）住者！你休言语，我跟前下说词那！（等随何云了）（正末唱） 另一处在《李太白贬夜郎》三折：“（宾）：你问我那里去？（唱）……”徐沁君老师注云：“宾，立即‘宾白’之简称。‘宾白’亦即说白。”（注：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1980年，第495页。本文引元刊杂剧均见徐校本，以下不再注出。）但“唱宾”是怎么回事？临时推断，“宾”大概是介于唱与白之间的念诵，或雷同现今戏曲中的韵白。 明初朱有ｄùｎ＠①的杂剧，凡宣德刊本，都在剧名下标有“全宾”二字，厥后的本子都将此二字删去，可推知“宾白”在厥后的脚本中不大用了。但臧晋叔《元曲选序》、沈德符《顾曲杂言》，及王骥德、李渔等人，都频频提到“宾白”，尤其是王骥德的《曲律》与李渔的《闲情偶记・词曲部》，都有专论“宾白”的局部。他们在叙述中每每将“宾白”等同于说白，给人造成了二者雷同的印象。 “白”早就有报告、表达的意思，这在《楚辞》和《 史记》中都有效例。但元杂剧为什么不必“说白”，或直接用“白”，而用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宾白”？明代人对此有三种表明：一、《南词叙录》“宾白”条：“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言其明确易晓也。”（注：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剧出书社，1959年，第246页。）凌蒙初《谭曲杂ｚｈā＠②》同。二、明・李诩《戒庵白叟随笔》卷五“曲宾白”：“北曲中有全宾、全白，两人对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注：李诩：《戒庵白叟随笔》，中华书局校点本，1982年，第194页。）明・姜南《报璞简记》、单于《菊坡丛话》同。三、焦循《剧说》引毛西河《西河词话》：“若杂色入场，第有白无唱，谓之‘宾白’。‘宾’与‘主’对，以说白在‘宾’，而唱者自有主也。至元末明初，改北曲为南曲，则杂色人皆唱，不分宾主矣。”（注：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第97-98页。） 近世戏剧史著作，一样平常都不讲求“宾白”的转义和来源。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引明・姜南《报璞简记》“两人相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云：“则宾、白又有别矣。”（注：《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书社，1984年，第81-82页。）似同意此说。王季思《西厢五剧注》引《菊坡丛话》略同。（注：王季思：《西厢五剧注》，浙江龙吟书屋，1944年，第37页。）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则大要同意《南词叙录》的表明。（注：参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书社，1981年，第201页。） “宾白”的来源与其念诵方法有关，不克不及回避。我们以为，“宾白”的远源是汉赋的主客问答，近源则是释教论议的“宾主往复”。 从文体上说，汉赋中的很多作品接纳主客问答的情势。冯沅君曾对这一情势及其与戏剧的干系赐与了存眷，并引班固《西都赋》中“西都宾”与“东都主人”的一段对话作为阐明。（注：参冯沅君《汉赋与古优》，《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书社，1980年，第78-94页。）汉赋的问答方法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明白提示主与客，而用杜撰出来的“子虚”与“乌有”、“无为老师”与“虚然子”等人物睁开对话；一类则明白有主客之分，比方枚乘的《七发》，以“太子曰”、“客曰”瓜代睁开铺陈，此中“客”居于话语中央，终极是主人（太子）为“客”的一番话“＠③然汗出，霍然病已”。（注：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书社，1993年，第21页。）东方朔的《答客难》、杨雄的《解嘲》、班固的《西都赋》、《东都赋》、《答宾戏》则是主人居于话语中央。此中班固的作品出现“宾曰”的提示。“宾曰”即“宾”起首发问，接着是主人一段很长的答复。赋，是有声的。《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诵谓之赋。”赋的吟诵方法早已存在，《左传》记诵《诗》多用“赋”，比方“文公十三年”记：“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注：中华书局影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第1853页。）此地方谓“赋”就是吟咏、诵读的意思，它在节奏、音调两方面既差别于唱也差别于说。范文澜《文心雕龙・诠赋篇注》云：“窃疑赋自有一种声调，细别之与歌差别，与诵亦差别。”（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书社，1978年，第137页。）王小盾以为，周代“六诗”中的“赋”是用雅言朗诵，与“风”（讽）用方言诵读相对。（注：参王小盾《诗六义原始》，《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辑，第1-56页。）用本日的话说，“赋”就是用官话朗读。汉赋的念诵当亦如之。总之，汉赋的主客问答有两层寄义：从文体上说，来宾一方问难，主方作答；从音声方法上说，是利用介于说与唱之间的念诵。 元杂剧中的“宾白”，应当也同样具有这两层意义。以往的表明（“两人对说曰宾”），展现出第一层寄义；而元刊杂剧中“唱宾”的提示，表示出第二层寄义。临时推测，凡利用官话对白的，即为“宾白”。 不外，元杂剧术语“宾白”及其念诵方法，未必直接从汉赋继续而来。我们知道，汉末释教传入以后，其头脑与仪式在各阶级均发生了巨大影响。释教讲经，以座上讲者为“主”，座下听者为“宾”。但到“论”或“论义”（论议）的时间，则须“宾主往复”，一问一答，配合探究经中奥义。释教十二部经中有优婆提舍，是梵语Upadesa的音译，意译为“论”或“论义”（论议）。论义的劈头很早，最初是为敷衍外道诘难，树立释教威信而设立的，故所谓“宾”，本应是外道。但释教内部，也可以“假立宾主”，本色上成为一种仪式，具有戏剧性。唐释道掖撰《净名经关中释抄》卷一有云：“优婆提舍，此云‘论义’。宾主往来，诠正理故。”（注：《大正藏》第85册，第508页。）马鸣撰、梁释真谛译《大乘起信论》卷一有云：“假立宾主，往复析论，论量正理，故名为‘论’。”（注：《大正藏》第44册，第245页。）宋释智圆《维摩经略疏垂裕记》卷八记云：“净名为主，文殊为宾。宾问主答，即往复也。”（注：《大正藏》第38册，第812页。）释教论议传至我国，自六朝到唐宋的几百年间都非常郁勃。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四记梁武帝萧衍：“每大法会，帝必亲览，以不雅讲论。宾主往还，理致途趣，如指掌也。”（注：《大正藏》第55册，第267页。）这种论议中的“宾主往还”，或即戏曲“宾白”的近源。 原本，我国 春秋 战国时期即有“处士横议”之风，汉代又有儒生论议。释教传入之后，以“论”、“论义”意译梵语中的Upadesa，两种气势派头相近的讲学运动非常天然地联合在一起。因此可以说，我国的释教论议是中印文化交换的产物。比拟之下，释教论议远较儒生论议位置紧张，而且鞭策了论议的伎艺化、戏剧化历程。这是我们将戏剧术语“宾白”的近源归于释教的重要缘故原由。 关于论议，张弓、王小盾等人别离从差别的角度作过研究。他们指出：论议是一种至少由两人参演，以论难两边围绕多少命题相互诘难、反驳为情势特性的伎艺；论议的戏剧性很强，北齐闻名优人石动ｔǒｎｇ＠④的风趣扮演、以往被人们归入从军戏的《三教论衡》，实在都属于论议扮演；促使论议伎艺终极形成的重要条件是：释教的流传、清谈的鼓起、广场艺术的盛行；唐代论议把讲学运动所固有的对机警捷辩的考究，生长成为特别的娱乐情势；把三教贤人及其经典，变化为嘲谑把玩簸弄的工具。（注：参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骚变》，《汗青研究》，1993年第1期；王小盾 潘开国《敦煌论议考》，《中国古籍研究》第1卷，上海古籍出书社，1997年，第169-227页。）毫无疑问，石动ｔǒｎｇ＠④对大德僧人和佛祖的嘲弄及《三教论衡》之类的扮演，没有释教的掺入是不成想象的。 但释教本身建立的严厉的讲经、弘法运动怎样衍酿成对自身的嘲诮了呢？宋释神清撰《北山录》卷九有云： 昔周道安《二教论》、隋彦琮《通极论》，姿纵心目，出没玄奥；假立宾主，先设奇难，后始通之。……尔后世李仲卿等得之，穿窬为盗，隐其所通，演其所难，以制《十异九迷》等论，诳彼所不知者。（注：《大正藏》第52册，第628页。） 这里涉及到释道二教的斗争。“隐其所通，演其所难”，简直是论议运动从严厉的讲经转向伎艺扮演的要害。不难想象，释教初入中原，面对种种猜疑、诘难乃至排挤，“假立宾主”所具有的戏剧性，很快便被人使用，论议的性子遂产生了变革。这种环境固然不始自唐代，只不外唐代的佛道斗争越发锋利罢了。 在释教文献中，论议中的主宾干系常得到明白提示，敦煌文书伯3219号正面，（注：拜见陈祚龙《唐代敦煌佛寺讲经之真象》，《大陆杂志》，台湾，第86卷，第6期，1993年6月，第249-250页。）记唐代敦煌释教讲经中宾主问难的实况，就依次标有“宾难”、“主答”。这种以“宾难”、“主答”为方法的对话，遍及存在于讲经运动中。如果移到戏剧中，就是“宾白”。又，《北山录》卷五有“释宾问”，慧宝注云：“假设宾主之问答，以释吾门之疑滞也。”且看下面的局面： 宾曰：汉梦未占，音译未通，此方先有得闻至教者乎？ 主人曰：辽哉，何吾之知也！但触石之云，生于肤寸；射鲋之水，负于ｙú＠⑤ｈｕáｎｇ＠⑥。何期否则也？昔大圣游婆ｄū＠⑦国，其国在南海，去方夏未之远也，微流之风何莫及斯。…… 宾曰：在昔庵园按地，灵鹫腾光，圣众满于虚空，道场周于法界，姬孔之典于何不裁？秦洛之人未尝预会。将无大圣颇欤，传者张欤？ 主人曰：鱼潜不知乎水，人陆不睹其风。非可知而知居之而不知也，非可见而见居之而不见也。……（注：《大正藏》第52册，第600-607页。） 《释宾问》通篇接纳宾问主答的情势，就文体而言，很像是汉赋。但是，由于释教论议在时间、空间上都比汉赋越发靠近大众，其伎艺化、戏剧化的扮演特性便更轻易对戏剧情势发生影响。 因而可以说，已往对“宾白”的表明中，“两人对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的说法离究竟比来。由于，无论是汉赋的主客问答，照旧论议的“假立宾主”，都是二人间的对话，非一人所能完成。大概，元杂剧中的“宾白”最初只限于提示两人对说中的初举事、发问者。但“宾白”与“白”极易相混，于是“宾”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只剩下“白”。 比来有学者提出，汉译佛经的诵读方法重要来自汉赋。（注：参伏俊琏《汉译佛经诵读方法的泉源》，《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第95-98页。）如前所述，汉赋是以雅言朗读。而佛经的念诵重要接纳转读，其区别是相称显着的，限于篇幅，此处不予置辨。但不管朗读或转读，都与散说有别。汉赋的雅言朗诵，论议的“宾主往复”，接纳的都是介于唱与说之间的诵。元刊杂剧两次出现“宾”，一次为“唱宾”，一次则提示插在唱中的白语，或便是“带云”（详后），这应当不是偶尔的。我们推测，“宾白”应当是利用唱与说之间的念诵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