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山东人从清初就开始“闯关东”，近当代时期更是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闯关东”海潮。这些海潮固然都与山东同年份严峻的旱灾和战乱有直接的干系，但却反应了山东人乡土不雅念的变革。鸦片战役之前，乡土不雅念中的地皮情结和宗族不雅念非常严峻。近代以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山东，使得自给自足的天然经济开始崩溃。在市场纪律的整互助用下，人与人之间的干系逾越了地缘与血缘干系的范畴，农夫的乡土不雅念产生了变革，并出现出新的特点。 【摘 要 题】当代社会史研究 【关 键 词】山东/“闯关东”/乡土不雅念/变革 【正 文】 “关东”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山东从清代起就有了“闯关东”一词，它是人们对移民东北这一征象的俗称。移民关东之以是被称为“闯”，第一是由于它在清初是一种越轨犯禁的举动，第二是由于去关东的人要面对阔别故乡、艰巨营生的诸多挑衅。“闯关东”从清初开始不停连续到民国，绵延近300年。仅民国时期，山东移民东北的人数即达1836.4万人。[1] (P51)在乡土不雅念非常猛烈的山东，出现云云大范围的移民迁移，有着庞大的社会、天然缘故原由，固然与乡土不雅念也有着玄妙的干系。它是乡土不雅念产生变革的产物，同时，这一移民大潮又使变革中的乡土不雅念具有了新的特点。关于山东人“闯关东”的研究，结果已相称富厚，研究者大多从经济史、社会史的角度举行叙述，而从文化史的角度去加以阐释的还不多见。① 本文试从文化不雅念变迁入手，展现“闯关东”与乡土不雅念之间的互动干系。 一 明清时期山东地域的生齿并未相对饱和，不存在剩余生齿。明时朱元璋曾以为：“山东地广，民不用迁。”[2] (卷193)清代初期，清军入关，南至兖州，东至安丘，山东大局部地域备受蹂躏。至顺治十八年(1661)，“东省百万荒田”，“三十年来鞠为茂草，无人认垦，任其污莱。”[3] 1661年，山东的人均耕地面积为42.1亩；1685年，43.8亩，1724年，43.5亩。[4] (p7)从以上史实证实，清初从前的山东，耕地相对较多。 进入19世纪后，山东的地皮占据环境却产生了变革。由于近百年的宁静情况，生齿大幅增长，山东生齿从1724年的227.8万人增长到1830年的3087.4万人。[5] (p9)但地皮数目却无显着变革，从1724年(雍正二年)至1822年(道光二年)的近百年间，山东的地皮面积历次统计都在984000至994000顷之间浮动。如许，人均地皮数从1724年的43.5亩，便降落到1830年的3.2亩。[4] (p7)固然，生齿均匀地皮数并不即是每人地皮现实占据数。山东各地遍布种种范例的田主，拥有的田产相称多，地皮会合的水平居于天下的前线。平凡农夫拥有地皮的数目便可想而知了。 中国小农经济恒久存在，造成了人们对地皮的依靠，加上乡土不雅念的影响，安土重迁早已成为传统。以是占生齿绝大多数的农夫是不肯意脱离故土的，纵然在天灾人祸严峻时自愿避难，大多数人照旧要费尽心机返回故里。人们对中原以外的地域每每存在着恐惊感和轻视感，以是对新开发的异族地域险些不会有自觉志愿的移民。除非出现两种环境：一是国度用逼迫本领发配，二是地皮过于会合或天然灾难迫使农夫成为流民。山东最初的东北移民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开始的。 据路遇老师研究，清代山东移民东北大抵有两种环境：一是清初时期民族抵牾锋利，反清斗争绵延不时，清朝统治者为了牢固其在中原的统治职位，接纳了极其严酷的弹压本领，此中之一就是将“造反”者遣送边境“烟瘴”之地，一为增补边境兵员，一为垦荒生产。山东与东北连接，亦为清统治者之后方，故山东冒犯刑律者多发配东北。此种遣犯，史称“流人”。二是17世纪以后，山东等地的农村生齿大幅增长，为挣脱本地高度会合的地皮占据状态，贫困农夫背乡离井，远赴东北寻求地皮，觅食营生。此种移民史称“流民”。[1] (p4)流民征象不停连续到民国时期，这就是所谓的“闯关东”。 清朝初年，为充实东北，清当局曾于1653年公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勉励移民实边。但为维持满洲固有民俗和维护八旗生气，从康熙年间开始，清当局开始封禁，控制移民东北的人数。山东等地贫困农夫，为了保存，举行了恒久的反封禁斗争，他们掉臂清朝的禁令，从古北口、喜峰口或泛海进入东北。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5] (p106)。由海路闯关东的，大多为胶东一带的受灾农夫。1812年(嘉庆十七年)5月和宁等奏称：“奉天海口自开冻以来，山东民人携眷搭船来岸者甚多，咸称因本处年成荒歉，赴奉营生。”[6] (卷256)咸丰年间，由于弹压关内农夫叛逆的必要，大批旗兵入关，加之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不时骚扰，清当局再次“移民实边”，从1860年开始渐次颁布发表开禁放垦，这一政策不停连续到清朝死亡。 清代山东移民东北的人数约莫为700万至800万。民国时期，山东闯关东的移民海潮仍在继承，且范围未减。此时曾有过两次大的闯关东海潮，第一次海潮产生在1926～1930年间，1927年、1929年这两年年均移民人数均在80万以上，顶峰年为1928年，移民竟达100万以上；第二次海潮产生在1939～1943年间，顶峰年在1941年，移民人数又达百万以上。这些海潮都与山东同年份严峻的旱灾和战乱有直接的干系。美国不雅察家Walter Young在《满洲：中国人民的新居地》中记述他1927年的观光不雅感时，就显着地看到了这一点：“中国的农夫，最富有乡土不雅念，由于供奉祖宗的香烟，原是他们最虔敬的心愿，而得能葬身故里，更是他们最热切的盼望。……这一年一百万的侨民(侨民只是流民的代名词，别无他意，引者)，载在旧式木栅的车箱中，穿越山海关的要塞，北驱向满洲去……必是为了什么急迫的缘由所驱策。简直，有很多急迫的来由可以发明：原本在平静的时间，山东已算是保存竞争极利(厉)害的地方，加以比年的灾荒饥馑，遂使民不聊生了。”[7] (p79) 二 中国事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加之封建生产方法恒久存在，地皮在人们心中有着无与伦比的职位。地皮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不克不及恣意搬动，因而农夫必需定居，险些世代相传，居住同一间衡宇，同一个乡村，以便照顾地皮生产。农业莳植的空间不变性与相应的经济举动、文化举动的地区守旧性，使得人们对地皮都怀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乃至深化为一种感谢和崇敬，这就是深深的乡土不雅念。而两千多年的封建政策又加剧了乡土不雅念。两汉时期，统治阶层便实验“重农抑商”和“地著”政策，今后历朝统治者，尤其是隋唐以来的统治者，都畏惧发生大量的流民，进而引发动乱，因此极为器重地皮吞并题目。均田不但是农夫叛逆所要求的，也是很多田主阶层革新家所留意的，目标是让农夫拥有一块属于本身的地皮。这些政策必定加剧乡土不雅念。 乡土不雅念可以成为一种凝结力，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守旧气力。有情感的乡土不雅念，包括着爱与亲、吊唁与留恋。对付本地人来说，她可以成为克服任何困难、建立故乡的勇气与信心；而对付流离异国他乡，流落于异地天际的人们来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之间的深厚情绪可以使他们结成生存的同盟，共闯天下。但由于对地皮的太过迷恋，祖祖孙孙依附于地皮，又使人们发生了极大的惰性：不肯意做空间的移动，不肯意探险，不肯意扩大举动半径，不肯意扩大本身的视野，不肯意万里为家，乃至在百年之后，不管离乡多远肯定想尽方法，把遗骸运回乡土安葬，如许才干得以瞑目地府。 乡土不雅念终极又演化成以家庭为细胞、宗法为体系的群体本位不雅。社会布局以农业生产为主导、以家庭为根本单元、由小家终极组成了国度。 乡土不雅念中最为紧张的是地皮情结。农业是传统的最为重要的营生本领，而小农生产方法又将农夫与地皮精密地接洽在一起。自给自足的天然经济中，耕与织是最为根本的经济运动，都与地皮精密相连。在人们的不雅念中，地皮是赐与本身生命的母亲，是应该加以崇敬的，地皮崇敬油然而生。自从盘古开天，他的四肢五体酿成四极五岳、身躯的各个局部酿成了大地，到女娲抟土为人，无不阐释着如许一个原理：土是接洽神与人之间最为紧张的中介，神化为土，土又转化为人。因此，神、人、土同源同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皮神被称作“社”，五谷神称作“稷”，人们每每将二神一块祭奠，称祭“社稷”。由于传统社会中，地皮和丰收干系着人们的保存，也干系着国度的兴亡，因而，地皮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国度的基础。以是，“社稷”又成为国度的引申指称。 对社稷神的崇敬水平可以反应出地皮情结的状态。山东近当代对社稷神的祭奠仍旧相称活泼，大多数社稷坛到民国后期仍旧存在。(见下表) 民国时期山东16州县社稷坛兴废环境一览表* 州县 始建年代 重修年代 废圮年代 尚存年代 资料泉源 阳信 明洪武年间 1936年 阳信县志 青城 清雍正年间 1935年 青城县志 潍县 明洪武年间 明万积年间 1941年 潍县志稿 重修泰 泰安 民国创建后 安县志 续修博 博山 1935年 山县志 宁海 明洪武年间 明弘治年间 1936年前 牟平县志 莱阳 明洪武年间 明正统年间 1929年前 莱阳县志 续修广 乐安 明洪武年间 明万积年间 1936年前 饶县志 寿光 明初 1935年前 寿光县志 茌平 清康熙年间 1935年 茌平县志 临清 明洪武年间 1934年 临清县志 定陶 明嘉庆年间 1916年 定陶县志 曲阜 民国以来 曲阜县志 德州 明永乐年间 1935年 德县志 朝城 1910年 朝城县续志 掖县 1935年前 四续掖县志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根本上可以代表山东差别地域的16个县中，民国时期社稷坛尚存的有9个县，占总数的56％，废弃的有7个县，占总数的44％，而始建年代与重修年代为明代的则占绝大多数。这阐明山东人对社稷神的崇敬有渐渐走向衰落的倾向，但崇敬依然较为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