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天下，作为天然法头脑的表示情势之一，是将天然秩序与人类的社会生存精密地接洽在一起，以其纪律性来范例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存，它反应了古代人对天然界的熟悉和明白。在中国，这一头脑方法自有表现，特殊会合地反应在如《礼记・月令》篇的记载之中。这对付古代中国人来说有着天然法的划定性意义。并且，随着汗青的生长，即当成文法占据主导职位的时间，这种天然法头脑仍有其遍及的影响，人们可以从中寻出其头脑生长的汗青历程。《礼记・月令》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天然法法典之集大成，其对后代政治的影响也是引人注目标。 对付《礼记・月令》篇的渊源，向来聚讼纷纭，至今难以定论。或以为是《周书》之一篇，为周公所作，如贾逵、马融、蔡邕、王肃等[1]；或以为本自《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乃吕不韦所作，如郑玄、孔颖达；或以为夏代时书，如鲁恭、束皙 [2]。今人有以为是依据《吕氏春秋》并《淮南子・时则训》而成的，是比拟通行的见解[3]；有以为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作品，如胡适、容肇祖，而且确认是邹衍的遗作[4]；另有以为本有《古月令》和《今月令》的别离，入《礼记》者为古，不入《礼记》者为今，郑玄注《月令》即有引《今月令》者，《吕氏春秋・十二纪》属《今月令》，如蒋维乔、杨宽等持此说[5]。 《月令》的头脑体系中有与战国时期的阴阳家头脑相契合的地方，简直是究竟，大概《月令》在传播中对阴阳家头脑体系的形成发生了影响，大概《月令》在成篇时鉴戒了阴阳家阴阳五行与四时政令的头脑内容。然而，无论怎样，四时政令头脑在《大戴礼记・夏小正》、《逸周书・时训解》中已有反应，阴阳家实为后起，邹衍著《月令》之说则是史无其迹，不外是一种推测罢了。有关《月令》的来源，台湾学者高超老师的看法对我们倒是很有参考代价，他说：“如今我们看《大戴礼记》里的《夏小正》篇，好像《月令》这类笔墨在夏代已经有了。……大抵《月令》这类笔墨，夏代已有；周人加以修订，收在《周书》里；帮忙吕不韦的一些儒生又加以修订，收在《吕氏春秋》里；刘安又加以修订，收在《淮南子》里；而汉初礼家又加以修订，收在《礼记》里。”[6]实在，昔人就有言《月令》是“内杂有虞夏商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7]也就是说，其内容总汇，上有所承，下有所传，历经各代而成其篇。再有，犹如《月令》涉及四时政令头脑的古代文献，除了已知的《逸周书》、《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外，另有《管子》中的《幼官》、《幼官图》、《轻重己》、《七臣七主》诸篇。又《周礼》的官制体系下的头脑也有依四时行政令的内容，与《月令》颇为契合。这些大概标明，在先秦时期具有天然法意义的四时政令头脑在流传上的遍及与多元。 从头脑史意义上解读《月令》通篇，可以看出此中所包括的几层内容，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印象。第一层，以春夏秋冬四时为序，系之以十二月，每一季，每一月，天文、景象、物候，各有差别的变革；而且有着差别的神明主宰和象征物；作为人间最高代表和执政者的天子，其寓所、车乘、衣饰、用具、饮食，应时而变更。第二层，以天子为首，顺应天时，布政施令；神事、农事、工事、兵事，民事，刑狱，与时相应；训诫、教养、禁忌，依乎天然。第三层，政令失时，有违天然时令，必将招致天然的回应，表示为天灾人祸。概言之，三层内容总体上反应出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其所保存的天然情况的熟悉，以及有筹划布置社会生存的意识，包括着履历、聪明和理性。可以说，神本主义和农事中央主义是《月令》的焦点精力。工事、兵事以及狱讼之事也以时令相贯串，以顺于天然、不违时令、不误农时为原则，此中自有昔人的原理，四时感到及阴阳头脑则是其根本意识。以有违时令而招致“天罚”的意识来说，则反应了昔人在天然法不雅念下的自省与警世的意识。 下面我们以所关事项为序，择其要者加以归纳、梳理，详细剖析一下《月令》中第二层、第三层内容所表现的精力意义。 一、神事：以天然神崇敬为焦点的神本头脑 对天然神灵的信奉和崇敬，是人类早期社会生存的紧张方面，表示为一种以天然神灵的指引和看护而得到有秩序、有保证的生存的意识，可以如许说，人类的第一意识就是对秘密天下的明白和感悟的意识。这种意识不停随同着人类走过漫长的汗青光阴。在中国古代社会，对神明意志的敬畏和通过祭奠运动与神明相来往，以得到赐福的头脑不雅念也表示得相称突出。如《墨子・尚同中》说：“古者圣王，来日诰日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论语・泰伯》说：“（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先王云云，后王也是云云。神事运动早已成为国度政治的紧张构成局部。从天然法的角度来说，依天然之时序别离祭奠天地诸神，冲动天地鬼神以求福逃难，已成为国度政治中最主要的运动。以是，《礼记・月令》依古来的传统，划定了如下的神事布置： 孟春正月，立春之时，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医生以迎春于东郊，又天子以元日祈谷于天主。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 仲春二月，玄鸟（燕子）至。当当时日，以太牢祠于高，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授以弓矢，于高之前。择元日，命民社。 季春三月，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又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食。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 孟夏四月，立夏之时，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医生以迎夏于南郊。此月，农乃登麦，天子以彘尝麦，先荐寝庙。 仲夏五月，命有司为民祈祀山水百源，大雩帝。 季夏六月，命四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捐躯，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天主、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 孟秋七月，立秋之时，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医生以迎秋于西郊。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 仲秋八月，乃命宰祝，循行捐躯，视全具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短长，皆中度，五者备当，天主其飨。天子乃难，以达秋气，以犬尝麻，先荐寝庙。 季秋九月，大飨帝，尝，捐躯告备于天子。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 孟冬十月，立冬之时，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医生以迎冬于北郊。又大饮。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 仲冬十一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 季冬十二月，命有司浩劫，旁磔，出土牛以送冷气，乃毕山水之祭奠，及帝之大臣、天之神。命四监收之秩薪柴，以共郊庙及百祀之薪燎。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捐躯，以共皇天天主社稷之飨。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共皇天天主、社稷寝庙、山林大川之祀。 在昔人的意识中，天然秩序起首表示为时间的有序，以及天然事物随之所发生的种种有序的变革。他们以为，这种有序必有其主宰才干维持和连续，这就是至上神的存在，大概说，是皇天天主意志的表现。时间上年代的分别正是昔人以履历领会到的神（皇天天主）的意志与布置。于是，以每一年为周期，以每一月为挨次，将人们领会和感觉到的神灵的存在，全部纳入到有序的神事体系中，每一月各有其当祭之神。通过祭奠运动直接服从于神明的召唤，感到神的意旨，就成为昔人最主要的生存内容。以皇天天主为最高的神灵存在，统摄宗庙社稷之灵、山林川泽四时四方之神，天神地人鬼，尽在此中。这虽然表示出一种多神的信奉，确实是昔人对神灵天下的熟悉、明白和感悟的终极表现。由此可见，无论天然秩序、神灵的秩序都在昔人的意识中得到有序的表现，成为人们有序化社会生存的保证。那么，有违时令便是有违皇天天主的意志和布置，冲破天然与神灵的秩序，从而使人们失去保存保证，必将招致来自天然神灵的磨难处罚。云云说来，对神灵的信奉和崇敬，就是对天然立法者的信奉和崇敬。 故意思的是，在《月令》的神事体系中，又将具有先人崇敬意味、颠末历代传说而神格化了的先祖确定为四时的主宰神，这就是孔颖达所说的“奉自然后立帝，立帝然后言佐”[8]。由于他们是人间最早的立法者，如陈所说：“圣神继天立极，生有好事于民”[9]，以是和天然神一样成为人们信奉和崇敬的工具，引导着人们的种种生存。详细而言：春季，“其帝太，其神句芒”；夏日，“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夏秋之际，“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秋季，“其帝少，其神蓐收”；冬季，“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如许，天然主宰与先祖神灵相共同，天然法与报酬法合二而一，服从了先祖也就是服从了天然。 二、政事：以事应时、以时行事的政令头脑 就早期人类社会来说，在王权国度政治建立之后，便有了由上至下的施政运动。用荀子的话说，就是：“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10]在《礼记・月令》中，布政施令的运动同样是要依天然时序而举行，有着与时相应的意味。以下择其要者列之： 正月，迎春之后，赏公卿医生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万民。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天子帅三公九卿诸侯医生行藉田礼。命乐正入学习舞。 二月，安抽芽，养幼少，存诸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日夜分，则同度量、平衡石、角半甬、正权概 三月，天子布品德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苦，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济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四月，迎夏之后，天子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能，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 五月，挺重囚，益其食。班马政，养壮佼。 六月，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贷。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毋敢诈伪，以给郊庙祭奠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给之度。 七月，迎秋之后，赏军帅武人于朝。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洁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克制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 八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枉不妥，反受其殃。日夜分，则同度量、平衡石、角半甬、正权概。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养朽迈，授几杖，行糜粥饮食。 九月，申严命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内，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地皮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乃趣狱刑，毋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妥，扶养之不宜者。 十月，迎冬之后，赏死事，恤孤寡。是察阿党，则罪无有遮蔽。命百官谨盖藏。命有司循行积累，无有不敛。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无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无赦。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 十一月，可以罢官之无事，去器之无用者。饬死事。 十二月，天子乃与公卿医生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 四时变革的有纪律性，使人们有筹划地生存成为大概，四时变革的挨次出现也提示着人们应时当节地变更生存的内容。这是昔人得到的有序化生存的根本履历。反应在政事方面，就成为一种天然划定与报酬划定相联合的综合举动指南。而四时物象变革的情形，又使昔人得到象征性头脑的直接依据，同样提示人们依时节而行政令。 四时之政，以别离在欢迎春夏秋冬仪式之后的行赏运动最为引人器重，代表着每一季候政事的开始。此中，“孟春赏公卿医生”、“孟夏封诸侯”、“孟秋赏军帅武人”、“孟冬赏死事恤孤寡”，所赏工具各有差别，自有其因时而行的原理。如孔颖达《公理》引庾氏语曰：“四时所赏差别者，庾云：‘顺时气也。春，阳气始著，仁泽之时，故顺当时面赏朝臣及诸侯也。至夏，阳气尤盛，万物增长，故用是时庆赐转广。是以无不欣说也。秋，阴气始著，严凝之时，故从当时而赏军帅及武人也。至冬，阴气尤盛，万物衰杀，故用是时赏死事者及其老婆也。’”[11] 又如刑狱之事，对付春二月的“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郑玄注云：“顺阳宽也。”[12] 孙希旦说：“此时行宽大之政，命有司视其可赦者赦之，故省去囹圄。”[13]对付夏四月的“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徐师曾说：“此恤刑之事。是时气候始炎，恐罪人之系者或以郁蒸而生疾，故刑之薄者即断决之，罪之小者即决遣之，系之轻者即纵出之。”[14]与春夏的宽刑省狱正相反，对付秋七月的“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克制奸，慎罪邪，务搏执。……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成以赢”，孙希旦说：“孟秋之政，首言治兵，而继以明刑，顺天地肃杀之气也。”又说：“赢者，肃之反，谓政令之宽纵也。”对付秋八月的“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孙希旦说：“孟秋既命严断刑矣，是月又命申严之，重民命也。于百刑中又特言‘斩杀必当’，以大辟之刑尤宜慎也。……明有王法，幽有天道，无可逃也。”对付秋九月的“乃趣狱刑，毋留有罪”，孙希旦说：“是月杀气益盛，……因天地杀气之盛，以明此月可顺时而行杀也。断刑之事，始于孟秋，申于仲秋，至是则狱辞皆具，……故当刑者皆于此月趣决之。”[15]又以杀气来说兵刑无别，故秋冬时节以讲武练兵，即九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戒，班马政”，十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现实上是已到了农闲季候，所谓三时农耕，一时习武。 再有，与宽政令、省刑罚相对应，在春季还当以安民行惠为务。如正月“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万民”；三月“天子布品德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苦，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这是由于春季为生长的季候，农作物正值青黄不接，如当局不加以赈济，必会出现粮荒，以是，“发仓廪”、“开府库”，以钱粮相赈贷，就是须要的国度保证举动。而当秋收季候之后，应时的政令要务则在于：一方面，开通关市，勉励商贾往来，促进商品货品流畅，以增长府库财务收入，即八月“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另一方面，则开始征收年度钱粮，即九月“诸侯所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地皮所宜为度”，十月“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