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事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以隋末唐初先后搬家今辽宁省向阳地域的两批粟末靺鞨人和局部“高丽余种”为底子创建的国度。厥后，高丽国的“逋残”，以及靺鞨伯咄、安车骨、号室等部的遗民都归顺渤海，也成了渤海国的重要住民。他们在恒久配合劳动和生存历程中，渐渐凝结成一个新的民族配合体，史称之为渤海人。渤海又在生长历程中，用武力征服了黑水靺鞨的虞娄、拂涅、铁利、越喜等部，并把他们纳入本身的行政统领下；但这些部族，直到渤海国死亡，始终坚持着原有的称呼，未成为渤海配合体的成员。 渤海国的创建，是粟末靺鞨社会生长的必定效果，高丽和唐王朝对粟末靺鞨的影响与民族克制，起了加快其创建的作用。前面谈到，靺鞨族至唐初，浩繁的部落结成了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两个部落同盟，假如没有外来影响，他们也会随着自身内部的生长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就在这两个部落同盟形成的前后，产生了两件促进粟末靺鞨汗青生长的变乱：一是前述突地稽等八部不肯屈服于高丽，在隋末搬家到柳城地域；二是由于靺鞨自勿吉时期以来与高丽争战不息，粟末靺鞨未迁走的住民被处于壮盛时期的高丽征服，自愿臣附于高丽，在 唐朝与高丽的战役中，他们大多又被高丽贵族调到辽东地域与唐军作战，如许一来，这些粟末靺鞨人不但直担当着高丽国的封建统治，并且又与这一地域封建制已有必然生长的住民错居杂处，公元668年（唐总章元年）高丽国死亡后，他们又被唐朝迁到营州（即柳城）地域居住。营州地域是隋唐期间东北地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央，地近长城，是边塞表里汉族与东北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会合交换地。 粟末靺鞨人搬家到这里后，在诸多先辈因素猛烈影响下，社会得到敏捷生长。以先迁来的厥稽等八部为例，他们迁到这里后，很快喜好上汉族的“冠带”等民俗风俗，加上经常由于助唐作战受到了优厚赏赐，在高丽国死亡前，已经以“财力雄边”，为东北各少数民族“所惮”，各部已拥有浩繁奴婢。大祚荣一支虽搬家到这里较晚，但至其“东奔”前也已在这里生存了近30年，,并且在此之前，他们早在高丽封建统治下过了半个世纪摆布，这些究竟阐明，迁到今辽阳地域的粟末靺鞨，社会内部已有了阶层分别。用阶层社会的一套机制来调解各阶层的干系，维护私有者的长处，已成了粟末靺鞨新兴贵族急待动手办理的题目。 公元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效忠等杀营州都督赵文翙叛唐，为粟末靺鞨新贵族提供了创建民族政权的机遇。产生这一变故，重要是赵文翙等依仗手中权势，对东北诸少数民族的聚敛和民族克制越来越重，激起各族人民极大不满，李效忠等借机起事。居住在营州的粟末靺鞨人参加了反唐行列。事发后， 武则天派曹仁师统率雄师前往弹压，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和别的一位首领乞四比羽率所部度过辽水东逃。唐朝为崩溃东北少数民族的反唐同盟，在对契丹实验武力围剿的同时，对粟末靺鞨接纳了招抚政策，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乞四比羽不信赖唐朝有此诚意，拒不奉命，效果被唐朝追兵所击斩。此时乞乞仲象在奔亡中病故，大祚荣代父而起，率所部继承东逃，降唐的契丹上将李楷固紧追不舍，至天门岭（今吉林省境哈达岭）处，善于用兵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庞大地形，“合高丽、靺鞨之众”，大北唐军，李楷固脱身败还。公元698年（唐圣历元年），突厥入寇唐朝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今河北省中西部），契丹与奚又依附于突厥，于是中原通往东北的门路被隔绝，大祚荣审时度势，于是在今吉林省敦化县敖东城开国称王，以武则天封其父为震国公之“震国”作为国号，自称震国王。 震国创建后不久，唐中宗复位，派恃御史张行岌招慰大祚荣，祚荣即遣子入侍，臣属于唐。唐睿宗李旦即位后，于公元713年（唐天赋二年）遣郎将崔忻摄鸿沪卿往祚荣所处，拜其为左骁卫上将军、渤海郡王，而且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祚荣随即去靺鞨号，同时以“渤海郡王”的“渤海”代替“震”为国号。今后，渤海作为国号和族称，见于史书。 渤海国事一个具有二重性的政权，它既是粟末靺鞨团结高丽等遗民创建的一个内地少数民族王国政权，同时又是唐王朝统领下的一个羁縻州。这二重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点上：其一，每世渤海王的更迭，虽皆由大氏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方法，但均需得到唐王朝的承认，接到封爵后才算正当，不然只能称“权知国务”、“知国务”；其二，唐王朝在封爵新继立国王的同时，必任命其为忽汗州都督府都督，即继立者要同时担当唐王朝父母官的任命；其三，渤海国有向唐朝贡的任务，史载渤海向唐朝贡凡140余次，朝后梁、后唐10次。 颠末大祚荣开创，大武艺“斥大土宇”和大仁秀“开大境宇”，渤海有一个连成一片的宽大地区。边境东临日本海；西至吉林省干安、长岭和双辽县一带与契丹相接；南至朝鲜德源四周的龙兴江（泥河），北边西起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东向约沿七星河或挠力河越乌苏里江，再顺比金河至日本海；西南约东起朝鲜孟山四周，越大同江后在价川四周再过清川江，在义州北越鸭绿江，过辽宁省丹东市北，再经抚顺市与新宾满族自治县间、开原县与昌图县间，达于双辽县境。③渤海王城，也是忽汗州都督府府治地点，初在敖东城，后几线迁移，在第五世王大华屿时迁还上京忽汗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都城），今后未再变化。渤海人以辛劳劳动，生长和创造了繁荣的经济与灿烂绚烂的文化，对古代东北地域的开辟和生长作出了良好的孝敬。渤海成员泉源于处在差别生长阶段，从事差别范例生产的部落或民族，因而渤海区内经济生长程度，一开始就存在不服衡。这一状态，在渤海国存在的200多年里，未得到基础改变。大要说来，以其上京地点的今牡丹江中游地域为界，在它以西、以南地域为夫余、高丽和沃沮故地及靺鞨族的南部，已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域，经济、文化发达；以东和东北部地域，是被吞并的黑水靺鞨、虞娄、越喜、拂涅、铁利等部地点，尚处在渔猎经济生长阶段。存在这一差别的基础缘故原由，是由于地形、天气、资源等天然条件不同等所造成的。 社会经济生长的不服衡，反应在生产范畴是社会生产的多样化，《新唐书·渤海传》纪录：“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九（丸）都之李，乐游之梨。”可见，渤海地区内社会生产门类非常齐备，除了渔猎业外，其时中原地域具有的农业、畜牧业和手产业，莫不有之。以下通过对各门类生产的大略先容，来阐明其社会生产生长的大抵状态。农业生产，已遍及接纳铁制东西。他们利用的铁镰、铁铧、铁锸和铁铲等，在今吉林省敦化县、黑龙江省宁安县及绥芬河道域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明。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铁铧为生铁铸造，长36厘米、重近4.5公斤，阐明渤海人翻土已由靺鞨期间“田耦以耕”，生长为由畜力牵引。农作物品种也增多了，不但有粟、麦、穄和葵菜，并且有了水稻、豆类、荞麦、大麻、苘麻和大蒜等，同时也有李、梨等水果。值得指出的是闻名的“卢城之稻”，它标明渤海人在1000多年从前，已乐成地把水稻种植引种到北纬43度四周及其以北地域。仅此，足见其农业生产比靺鞨期间有了长足生长。分页标题#e# 渤海人遍及养猪，也豢养马、牛等大牲口。猪以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一带（鄚颉），马以今绥芬河道域（率宾）的最为宝贵。马是与中原地域商业的紧张商品，其时李正己所统今山东半岛，“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停”。 手产业有纺织、铜铁冶炼、金银品制作、陶瓷和造船等行业。纺织品有布、绵、，质料是麻和蚕丝，产田主要在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县四周地域（显州）、朝鲜咸镜南道（沃州）和牡丹江中游（龙州）。据辽灭渤海后东丹每年要向辽贡粗布15万匹这一究竟，知渤海地域的纺织业是相称发达的。铜的冶炼和制作也有必然范围。炼出的铜除用于制作生存用的种种器皿和装饰品外，还把大批熟铜运到今山东半岛（淄青）出卖。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以南的哈尔巴岭一带和东宁县大城子地域，是铜冶的重要地。铁的产田主要在中京显德府，显州位城县的铁最闻名。已经发明的渤海期间的铁成品已近50种。渤海人也能制作金银成品。和龙县北大地、宁安县上京、敦化县六顶山等处渤海遗址，出土的金银成品有金带、金饰件、金钏、金耳珰以及大量鎏金器物和银钗等。814年（唐元和九年），他们曾向唐献金、银佛像各一。陶瓷成品近十几年在渤海遗址中出土许多。陶器有碗、钵、罐、碟、盘、瓶、缸、杯等，并发明了很多釉陶和质地精良的三彩陶。瓷器残片。在宁安、敦化及今俄国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明。别的，60年代初在渤海上京故城南的今杏山乡，发明了大片渤海砖瓦窑群废墟，1980年探明有20余座。渔猎和收罗在渤海社会内仍占据必然职位。从事渔猎的，重要是越喜、铁利、拂涅、虞娄等部的住民。见于史载的珍贵渔猎品有貂、虎、豹、熊、罴、鹿、鹰、鲸鲵鱼、鲻鱼、干文鱼等。收罗品种类也许多，珍贵的有人参、白附子和松子等，这些多是用于纳贡和互换的。创建在上述经济底子上的渤海政治制度，是以国王为焦点的君主集权制。由于这个王国政权又是唐王朝的一个内地地域的羁縻州，如前所述，所反应到其政治制度上就出现：一方面，国王是渤海人的最高主宰者，独揽统统大权，实验小我私家专断；王位接纳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军政要职大多由大、高、乌、杨、李等望族担当；另一方面，新继王位者又必需得到唐朝廷诏册后才算正当，渤海国王要担当唐边州都督或节度使的押领，唐朝还派报酬“长史”到其地监领。在这一政治制度下，其行政建置和职官，既有雷同于唐一样平常地方的府、州、县区划和相应的仕宦设置，又有差别于一样平常地方政权的种种机构。这就是，为帮手国王统治，设有三省、六部，十二司、一台、七寺、一院、一监、一局等对比唐中心政权的服务机构；在一些政治、经济中央和 军事要地的府，仿唐五京之制设上、中、东、南、西五京。上京设在王城地点的龙泉府，中京置于早期都城地点的显德府，东京立于一度为王城的龙原府，南京在靠近新罗疆域的南海府，西京在“朝贡道”上的鸭渌府。渤海凡有15府、62州、100余县。 渤海政权是在抵抗唐朝统治者的民族克制的条件下发生的，故开始就有一支强盛的部队，厥后在美满军事建置时，仿唐16卫制，设10卫统率诸军。各卫设上将军一名、将军一名，置都将、郎将、少将多少。十卫兵制实行到渤海死亡。华文文献中未讲到有府兵，但日本古籍纪录，渤海初次聘日使团成员中有府兵官，即德周为果毅都尉，舍那娄为别将。别的，832年（唐大和六年）唐封爵渤海第11世王大彝震的内养王宗禹从渤海返回，“言渤海置摆布神策军、摆布三军一百二十司，绘图以进”。这大概是渤海在中后期另设的王廷常备军。渤海统治者为了牢固其统治，还创建了一套品级森严的品阶勋爵制度，其以品为秩，约有九秩；每秩分正从，凡18级。散官有文武之分，另散见于史书的：文散有紫缓医生、青缓医生、献可医生等；武散有辅国上将军、慰军上将军等。勋官只知有上柱将。册封见于日本古籍的有开国公、开国子、开国男。 渤海国后期，契丹鼓起，常有吞并渤海之志的契丹酋长耶律阿保机，在南面安定了东、西奚，南方控制了室韦等族和西征得到胜利后，为了消除其进军中原的后顾之忧，于公元925年（辽天赞四年）十二月下诏征渤海，随即亲率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尧骨，举兵打击渤海。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了二三十天，就将历经229年，传世15王的渤海国死亡了。渤海国被死亡的缘故原由有种种，但重要是其内部的阶层抵牾和争权斗争越演越烈，给了阿保机以可乘之机，一举而扑灭之。 渤国内部的阶层抵牾，随着对外战役的竣事日趋猛烈。早在第3世王大钦茂时，渤海开始了大兴土木，筑城池，建宫室。如今已发明的渤海期间的古城已达几十座。今宁安县渤海王城遗址，为第11世王大彝震所建，它模拟唐京师长安城，有高峻的城墙，园林、亭榭、楼台、殿阁充满城内。这就斲丧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人民的包袱。贵族、权要的日益腐化和骄奢淫逸，使统治阶层和宽大农夫、手产业者、部曲和仆从的抵牾越来越锋利。贵族和权要们为维护其特权，不时强化暴力呆板，仅部队就由数万增长到数十万。在渤海其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扶养如许一支巨大的部队，使人民不胜蒙受的包袱更重，阶层抵牾更激化。 导致阿保机打击渤海的缘故原由，是渤海统治团体内部争取王权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大钦茂死后己突出地表示出来。他死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为争取王位有过两场流血斗争，即先是大钦茂“族弟”大元义以武力夺得王位，并严酷地弹压阻挡者；另一方颠末一年预备，杀了元义，为大钦茂孙大华屿夺回王位。第10世王大仁秀继位，似也履历了一场猛烈争取。末王大諲撰继位后，其为人庸愚暗昧，统驭失宜，使渤国内部种种抵牾激化，别的文与正在崛起的契丹接连产生辩论，于是统治团体上层又出现争取王权的斗争。 效果，大諲撰固然保住了王位，但渤海元气大伤，境内一片杂乱，失败者纷纷出逃高丽。公元925年（辽天赞四年，高丽太祖八年）九月丙申，渤海将军申德等500人投高丽。三天后，又有礼部卿大和钧、均老，司政大元钧、工部卿大福谟、摆布卫将军大审理等，率民100户往投。十二月戊子，左首卫小将冒头干、检校开国男朴渔等，率民1000户投奔高丽。阿保机正是捉住渤海统治团体内局部崩离析这一机遇，亲征渤海，一举灭之。阿保机霸占渤海上京，俘虏大諲撰后，颠末一番操持，改渤海国为东丹（东契丹之意），忽汗城为天福城，封爵其宗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主东丹，并以契丹贵族和渤海旧臣各为摆布大相、摆布次相，置百官治之。公元982年（辽干亨四年），辽省置东京中台省官，早已名不副实的东丹国，至此国除，历57年。渤海国死亡后，此中心地域不久后险些成为无人之境。出现这一环境：一是许多渤海人不肯担当契丹人统治，大批外逃；二是契丹最高统治者为易于控制，强迁渤海人于它地。外逃的重要是投奔高丽、女真和中原地域。逃入后二地的，史书语焉不详，或挂一漏万。投奔高丽的，据《高丽史》纪录，自渤海亡后至938年（高丽太祖二十一年），先后往投的近10批，总人数有数万户，约10余万人。今后，在高丽景宗、显宗、德宗、文宗、睿宗诸朝，也每有往投者。此中人数最多的一年是979年（景宗四年），渤海人数万来投；批数最多的一年是1032年（德宗元年），共7批；末了一批时在1117年（睿宗十二年）正月，有52人往投。由此可见，渤海人逃投高丽连续时间之长，与辽朝相始终。他们投奔高丽境后，除少数在辽统和年间辽对高丽战役中被辽俘掠回到今鸭绿江以西居住外，多数渐渐融合于高丽民族中。分页标题#e# 而投奔中原地域的，史书只记了三批：第一批在954年（后周显德元年），乌思罗等率30人投后周；第二批在979年（宋平静兴国四年），有酋帅台端河率小校李勋等16人、部族300骑归 北宋；第三批在986年（辽统和四年）“渤海小校贯海等叛入于宋”。 逃入女真地域的，史书未详细记其数字，然据《辽史》说渤海人在被南迁时，“或亡新罗（即高丽）、女直”，纵然没有逃往高丽的人数多，但为数当不下万计。 契丹贵族逼迫渤海人迁离故土，重要的有两次：一在阿保机攻陷扶余府和忽汗城后，将渤海大氏王族和战役中俘获的军民迁到辽上京临演府四周；二是928年（辽天显三年）东丹都城南迁，大批渤海人同被迁至以辽阳为中央的辽东一带地域。颠末这两次大迁徒，渤海5京15府的住民大多数不在原住地，大要为：上京龙泉府住民一局部被迁到辽临潢府西，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境，大局部徒居今辽宁省辽阳市及四周地域；中京显德府民少数远移至夕老哈河道域，多数被疏散在包罗北镇县在内的今沈阳市与辽阳市一带；东京龙原府的渤海人被迁到今辽宁省凤城县四周；南京南海府民被移居以今海都会为中央的营口市至鞍山市地域；西京鸭禄府被俘者被迁到辽临潢府南；扶余府被俘者被迁至临潢府西；鄚颉府民局部迁到今辽宁省昌图县西北；定理、安边二府住民被南徙今沈阳市及其以北地域；率宾府局部住民被别离迁往辽宁省盖县和北镇县境；东平府民被疏散至辽宁省新民、开原、康同等县一带；铁利府局部住民被迁至辽上京西北和今西拉木伦河四周、长春市北、沈阳市西南的浑河北；怀远和安远二府民被移居今铁岭市及辽河上游地域、吉林省浑江市北。迁至上述地域的渤海人户，约94000余户，470000余口。除了外逃和被逼迫迁离故土的外，尚有约2万户10万口摆布的渤海人留居故地。 公元1114年女真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后，对辽统领下渤海人在用武力吞并的同时，以“女直、渤海本同一家”为招呼招抚，于是渤海人纷纷背叛，降于女真。女真贵族将其能为兵者编为渤水师，他们在金代追随女真人转战各地，住在今辽阳市一带的五千余户渤海人及3万“胜兵”，“金人虑其难制，频年转戍山东，至辛酉岁（1141），尽驱以行”。1145年（金皇统五年），金熙宗完颜亶下诏罢渤海猛安谋克秉承之制，由女真人办理。1177年（大定十七年），金世宗完颜雍诏禁渤海男女婚娶相沿旧俗。女真贵族的这一系列办法，使渤海人在金中期以后，不再以一个独立的民族配合体运动，疏散在金统治区内的渤海人，渐渐与女真人融合；在金亡以后，大多融合于汉族。